每月定时掉下四千人民币,你选择“葛优瘫”还是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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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妍/政见特约作者

天上真的会掉馅饼吗?

别说,还真有可能

2017年1月,芬兰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实验,名叫“无条件基本收入”或“全民基本收入”,简称UBI。在芬兰社会保险局长期失业数据库中,随机选出2000位年龄在25岁至56岁之间的失业者,每月为他们无条件提供每人560欧元(约4200人民币)。

当年,芬兰失业率达到8.6%,比北欧邻国挪威和瑞典都高。UBI实验初衷是为失业者提供基本安全网,来提高工作积极性。不过,芬兰政府今年4月决定拒绝社会保险局提出提供额外资金的要求,不会延长或扩大为期两年的实验。转而以“催化剂模式”替代,也就是失业者在为期三个月的观察期内至少工作18小时,或参加再就业培训,否则将失去部分福利。

这一决定并非没有预兆。今年2月,OECD发布《芬兰经济调查报告》,提到芬兰需改革税收制度以促进就业、稳定财政,而UBI的方案却会增加政府负担,不利于调动积极性。

UBI实验的开始和取消体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研究热点,即1980年代的西方国家福利政策改革。二战后,西欧和北欧国家建立福利国家体系,由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或其他形式保护公民社会权利,被视为机会平等、财富再分配、公共责任等原则的体现。但1980年代,这些福利国家开始改革,说白了就是“紧缩”。

啥叫“紧缩”?咋“紧缩”?

“紧缩”不难理解,多是放缓公共开支水平增速,削减社会福利预算。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转变社会福利项目的主要方向。说的专业点,就是重构“剩余型福利模型”。所谓“剩余型福利模型”,是政府尽量不参与的消极型福利计划,可以理解为只给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福利。

此外,这种“紧缩”改革还涉及到重新考量社会权利。有学者提出,伴随这一改革,政府重新定义有权享受社会福利的群体,从“人人普遍享受”转变为“为有需要和应得的人群提供的保障权利”。另外,政府要求“工作换福利”,也是对国家和公民权利义务的重新界定。

因此,福利国家“紧缩”改革不仅是经济再分配模式的调整,更在微观上体现了个人社会权利与责任的关系。

在1994年出版的《拆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与紧缩政治学》中,学者皮尔森提出解释福利国家制度变化的“新政治学”,开始从制度和外部压力来解释“紧缩”改革。

皮尔森提到,经济增速放缓,政府财政压力就会更大,没钱了就不得不“紧缩”。另外,也有学者提出,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现有的福利体系不可持续,此外,不同政治体制的差异、现有福利供给覆盖程度、中产阶级活跃程度、全球化进程都或多或少解释了“紧缩”改革。

不过,还有很多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清晰的学术解答。比如,什么程度的政策算“紧缩”?旧政策不变,解决不了新问题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紧缩”?否决福利计划“扩张”,是不是也要纳入“紧缩”讨论?什么政治因素最容易导致“紧缩”?哪些国家最容易“紧缩”?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更多实证分析深入研究。

福利制度“紧缩”改革关系每个人

事实上,“紧缩”改革的不少因素也出现在当下的中国社会。

例如,养老保险由现收现付转向统账结合,引入个人养老金支柱体系,鼓励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保险。另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也在迅速发展。抵御社会风险不再以集体福利契约为主体,而是转向强调个体、家庭的责任。

无论政体如何,当代出现越来越多不同程度的混合福利体系,以及个人、市场和国家在社会福利领域的权责分担。换句话说,现在的我们,面对更漫长的工作周期和更大的社会风险、享有更多灵活性,同时也被要求承担起更多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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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 Beck, H. (1997). The Origins of the Authoritarian Welfare State in Prussia: conservatives, bureaucracy, and the social question, 1815-70.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Cox, R. H. (2001).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n imperative: why welfare reform happened in
  • Pierson, P. (1994), 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 Retrench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erson, P. (2001). Post-industrial pressures on the mature welfare states.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1, 80-105.

政商关系,利益之外官员情怀也很重要

图片来源:新华社

目前对政商关系的理解,往往局限于利益交换的视角。这些观点认为,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会理性计算成本和收益,据此考虑是否建立和维系关系。比如,企业家通过政治参与获取商业信息和优惠政策等资源,而政府官员则可以借由这层关系赢得政治资本或进入商界。但是,政商关系也可能取决于(官员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利益交换。

最近刊发于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的一份研究中,香港大学王丹青、UIUC的Fei Du和康奈尔大学的Christopher Marquis,分析了2001-2013年间中国242个城市760位市长的数据和同期上市公司企业高管的数据,结果显示早年印刻在市长身上的意识形态会影响其对民营企业高管参政议政的态度。

如果市长“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有较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烙印,并且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支持当地民营企业高管进入当地人大或政协的可能性就更小。

进一步地,这种意识形态烙印能否持续(烙印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程度有多大取决于具体情境。

除了是否经历文革之外,研究还重点考察了城市的共产主义历史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两个调节变量。如果城市所属省份地区有较强的共产主义历史传统,共产主义烙印的影响会增强。另一方面,如果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共产主义烙印的影响会减弱。

市长的共产主义烙印

烙印理论/印刻理论(imprinting)认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其成长关键时期塑造的。这使得出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之间存在很大“代沟”,价值观也有很大差异。

但是,烙印的影响取决于烙印同人们所处的具体情境是否匹配。如果烙印所对应的意识形态同环境相匹配,烙印的影响则会持续并增强,反之则会减弱乃至消失。

建立和维持政商关系既可能是企业家的主动行为,也可能是政府官员实现其价值观和信仰的工具。因此,对政商关系的理解不应只从企业家的角度去看待,还应考虑政府官员的立场和取向。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产生都有一套正式的提名和选举程序,但主要党政领导对此有很大发言权。他们通常会在推荐、提名和遴选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企业家是否可以入围这些政商关系。

与市委书记相比,市长主要负责经济发展工作,所以对企业高管能否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可能会产生更大影响。因此研究选择市长的而非市委书记的意识形态做自变量。相对来说,市委书记的影响可能较弱,稳健性检验也显示他们对企业高管能否当选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研究者收集了2001-2013年中国242个城市760位市长的简历,并考察了这些市长的学历和入党情况。

研究假设,如果市长在改革开放(1978年)之前入党,他们受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影响更大,并因此打上共产主义的强烈意识形态烙印,而对资本主义有抵触心理。这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烙印作为自变量。这一烙印使他们倾向于排斥民营企业家,后者则很难成为当地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如果市长是1950-1959年出生的,研究则认为他们在求学和职业早期受到文革的影响较深。

研究使用各省份地区获得解放的时间来衡量当地的共产主义历史传统,解放时间越早则共产主义精神遗产更多。

研究用一个城市的GDP来标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以上三者作为调节变量。

研究抓取了2001-2013年间上交所和证交所的上市公司数据。统计显示,15.9%的民营企业的高管(董事长或总经理)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包括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在市一级,平均每个城市有38家上市公司,但只有1.07家企业的高管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由此可见,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是一种稀缺的政治资源。

研究人员将各城市的民营企业高管人数占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配额的比例作为因变量,平均值是0.12%,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6.15%。

研究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入党的市长,其所在的城市民营企业高管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机会更少。这意味着早期烙印在很长时间之后还在起作用。

如果市长的求学或职业早期恰好处于文革时期,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烙印效应会更强,即民营企业高管会更难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研究还发现,如果市长所在省份地区获得解放的时间较早,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烙印效应会更强。换句话说,市长的烙印与环境的特征是一致的,民营企业高管获取政治资本的难度会更大。

但是,如果市长治下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那么市长的烙印影响会减弱,民营企业高管相对来说更容易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也就是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政商关系除了同企业家的趋利性有关,在某种程度上还同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情怀”)有关。

此外,研究还发现总体而言,企业高管的政治参与对于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市长的共产主义烙印比较深,这一影响会被削弱。

研究至少做出了三点贡献:一是将政治家的意识形态在企业政治参与对企业效益的讨论中提到了突出的位置;二是给烙印效应的持久性提供了新的证据;三是指出这种烙印效应的作用仍然受到具体情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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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Wang, D., Du, F., & Marquis, C. (2018). Defending Mao’s Dream: How Politicians’ Ideological Imprinting Affects Firms’ Political Appointment i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doi: 10.5465/amj.2016.1198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何以长期执政?

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史上最长寿的执政党之一。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该党历经12次公开选举,始终未尝一败,并且得票率都在60%以上。

政党长期执政的秘密,究竟何在?

全胜纪录的流行解释:偏好、恐惧、还是选举操纵?

政治学家对于人民行动党这种近乎霸权式的全胜纪录提供了几种不同解释。

第一种解释认为,政党能赢得选举必然是因为政纲满足了至少一半选民的偏好。因此如果从欧美政党政治的研究逻辑出发,人民行动党能反复击败反对党,肯定是因为它的政策更好的反映了选民的偏好。

第二种解释认为,选民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是出于恐惧。李光耀生前就曾经在公开演讲中警告那些投票给反对党的选民,他们的组屋将在下次大选前不会获得政府资助进行维护更新。当然,人民行动党是否厉害到能够“一对一”地知道选民的最终投票选择,一直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但是,考虑到组屋是多数新加坡人最重要的资产,这个未经证实的传言已足够对选民的心里造成足够压力。

第三种解释则是操纵选举。新加坡的议会选举确实是公开和竞争性的。然而,它亦不是一个公平的选举。人民行动党手中不但掌握了诸如决定举行大选的时间和重新划分选区的权力等“大杀器”。极具新加坡特色的“集选区”制度,由于要求选举名单上必须至少有一名马来裔、印度裔或其他少数族裔的候选人,更是被认为是一个对反对党不利的制度设计。这是因为,具有竞争力的少数族裔候选人本来就少,而资源充裕的人民行动党显然比反对党在招揽候选人上有更多的优势。

一种新的视角:“真心”的支持

上述的解释在最近一篇发表于《东亚研究》(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的论文中受到了挑战。研究者首先指出,人民行动党事实上并无固定的政策立场,而其他反对党在政策立场上和人民行动党的差异也不明显。因此,第一种解释中简单套用西方政党政治的逻辑去分析新加坡这个案例是有问题的。

至于第二和第三种解释,则可以举2011年的大选结果作为反例。在该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不但史无前例地输掉了一个集选区,得票率也是新加坡独立后的历史最低,这说明,即便在存在操纵选举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也是存在败选的可能。

研究者接着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即选民可能确实是“真心”支持人民行动党。所谓真心,是指假如一个政体它的政府能力足够强大,那么它就能通过各种方式去重塑选民的偏好,这时候选民的偏好就是可以被政党影响(内生),而非政党政治研究中通常所假设的固定不变(外生)。

这方面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人民行动党常挂在嘴边所谓“新加坡故事”。在“新加坡故事”中,新加坡是一个缺乏自然资源、并且处身于充满危险国际环境的小国家。因此,国家为了生存必须交由能者去管治。为了服务于生存这个目标,社会各种力量都应该听从由能者组成的政府安排,这是对全社会都有好处的制度。

这里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只要人民行动党赢得第一次大选,就可以反复地利用“新加坡故事”去强化自己的管治权威——因为它是唯一具有政绩呈现在选民面前的政党。于是,直到人民行动党出现重大的管治失败之前,“新加坡故事”都是可以不断自我强化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解释的可信性,研究者利用2011和2015两次大选相关数据,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选民对政党执政能力的信心对于人民行动党仍然具有显着的正相关。换言之,对于理性的选民而言,他们可能也对人民行动党的政策存在某些不满,但更惧怕一个新的完全没有执政经验的政党上台带来的不确定性。

总括而言,这篇论文为解释所谓“垄断性的单一政党政体”(dominant single-party regime)这种威权政体的子类型为何会特别长寿,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政党何以长青,除了偏好、恐惧、操纵之外,恐怕还可能是因为执政党对选民偏好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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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Steven Oliver & Kai Ostwald, “Explaining Election in Singapore: Dominant Party Resilience and Valence Politic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8 (2018), 129-156.

什么样的慈善组织最能吸引企业捐赠?

在政商关系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关注的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忽视了非营利组织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与一般的研究视角不同,来自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研究者试图考察慈善组织如何成为搭建政商关系的桥梁,而企业又是如何判断慈善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关系的。

慈善机构的发展是政治合法性与商业利益结合的产物,它们既要获得政府部门的支持,也离不开企业的赞助和捐赠。慈善机构、政府部门和企业共同构成了一个有趣的三角关系,有点类似于三类组织之间的三角恋。

从多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企业可以藉由慈善机构的桥梁作用而同政府部门建立政商关系,而慈善机构也可以依托同政府部门的政治关联而吸引企业捐赠。企业是否对慈善机构的政治关联“感冒”,取决于政治关联的类型。

研究人员对2005-2012年中国2054家慈善机构的研究显示,政治关联有利于慈善机构从企业获得慈善捐赠。有趣的是,不同类型的政治关联会有不同的影响。

慈善机构同其主管部门的政治关联可以为其赢得更多的企业捐赠,但是慈善机构负责人的政府工作经历则没有类似作用。之所以两种政治关联会有不同影响,就在于企业会担心慈善机构负责人的人格化政治关联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导致捐赠资金付之东流。

研究人员还发现,政治关联对国内外企业都有吸收慈善捐赠的效用,但是相对来说国内企业比境外企业更加有效。

夹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慈善组织

慈善机构需要在两条战线上突围,才能使其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一方面,慈善机构要同政府部门搞好关系,借此开展政策倡议并扩大服务范围。但是,政治关联既有好处,也有风险。同政府部门走得太近,会让慈善机构丧失独立性,甚至使其不得不委曲求全。

另一方面,慈善机构要同企业搞好关系,获得企业的慈善捐献,为慈善事业赢取资金支持。但是,企业的慈善捐献往往是“看人下菜”,捐赠是冲着慈善机构背后的政府部门而去的。企业希望通过慈善捐赠赢得政治合法性,使政府部门为企业发展开绿灯,或者至少不为难企业。

由此可见,同政府部门有政治关联的慈善机构可以大做文章,通过政治关联而吸引企业的慈善捐赠。这项研究表明,非营利组织的政商关系会为其带来间接影响,即政商关系会吸引企业的捐献。

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政治嵌入理论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什么慈善机构可以通过政商关系而获得企业捐赠。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一个组织同某个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会影响其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政治嵌入理论则认为,组织之间的关系具有跨界性,并会为组织带来额外的收益或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关联可以是组织嵌入,即慈善机构与其主管部门的正式关系;也可以是个人关系,即慈善机构负责人因为在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慈善机构的政治关联也可能令企业望而却步。比如,政治关联可能令企业担心其捐赠的善款被挪用和滥用,因为政府部门对慈善机构往往有生杀予夺之权。如果政府官员腐败,因为政治关联而导致的慈善丑闻,也可能令企业蒙羞并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与组织层面的政治关联相比,个人化的政治关联更加不稳定,风险也更大。企业看中的是政府官员的职位,但是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官员失宠、落马或卸任,都可能让企业的政治投资付之东流。与此同时,政府官员希望“在其位谋其‘利’”,这令企业被寻租的风险加大。因此,企业更加看中组织化的政治关联,因为它更有稳定性、可预期性和可持续性。

外资企业需要赢得东道国的政治关联,但同时可以得到宗主国的政府支持。如果同东道国政府走得太近,跨国公司也可能在本国市场丧失信誉。相对来说,内资企业对政商关系的依赖性更强,因此更有可能对慈善机构的政治关联感兴趣。内资企业也更加熟稔国内政治环境,知道如何识别并投资政商关系。因此,慈善机构的政治关联更有可能赢得内资企业的慈善捐赠。

中国的慈善组织如何筹资?

目前中国有六千多家慈善基金会,它们的收入有三分之二来自企业捐献,这使向企业筹资成为基金会的主要工作。研究人员收集了2005-2012年2054家慈善基金会的年报,从中提取它们每年获得的捐赠资金总额,并将其分为国内捐赠和境外捐赠两类。

如果慈善机构的创始人包括党政部门或社会团体,那么研究人员就将其视为拥有组织化的政治关联。如果基金会的高管现任或曾任政府要职,那么就认为基金会有个人化的政治关联。为了解释为什么企业会对两种政治关联区别对待,研究人员还同慈善机构进行了深度访谈。

在考虑了可能影响基金会筹资的其他影响因素以后,研究显示只有组织化的政治关联可以为慈善机构带来超额捐赠,而个人化的政治关联则没有影响。据估计,有政治关联的慈善机构可以多获得两千余万元的企业捐献。

政治关联对国内外企业的捐赠有不同吸引力,有政治关联的慈善机构会额外吸引外资企业的一千余万元捐赠,但可以多吸引两千多万元的国内企业捐赠。

上述研究显示,慈善机构引以为傲的政治关联既可以为其赢得企业捐赠,也可能令企业心生疑窦。慈善机构不应一味追求政治关联,而应认识到不同类型的政治关联对不同类型的企业会有截然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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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Zheng, Weiting, Na Ni, and Donal Crilly. 2018.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s a Nexu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Evidence from Chinese Charit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doi: doi:10.1002/smj.2958.

已故领袖“克里斯马”的正确使用方式

“任何没有查韦斯的领导看上去都十分脆弱……”这是委内瑞拉反对派在查韦斯病逝后所持有的期待。不过,这种期待没有成为现实。继任总统马杜罗宣称,坚持执行查韦斯遗志,并以此动员国内民众。对于现在的委内瑞拉,查韦斯依旧保留着政治上强大的象征意义。

在政治学、社会学中,这种象征意义可以称为“克里斯马”(Charisma)。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把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分成三类,其中一类就是“克里斯马”,也就是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

这种政治魅力往往表现如下:政治领袖将自己打造成完美的“超人”,拥有超越凡人的强大力量和道德水准,是人民的救世主。这种源自“克里斯马”的力量也因此成为政治领袖治下政府的合法性来源。

传统理论认为,“克里斯马”效果短暂,领袖号召力会随时间推移以及领袖去世而减弱。因此,国家必须将个人合法性转换成制度合法性,用对政党组织的忠诚代替对领袖个人的忠诚。

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博士候选人Caitlin Andrews-Lee 在《比较政治学研究》发表论文挑战这种说法。他认为,只要策略得当,领袖的“克里斯马”可被后继政客利用,继续吸引民众支持。

所以,“克里斯马”最初是如何构建出来的?

首先,领袖必须明确强调社会边缘化群体的利益,并将该群体带入政治权力角逐的中心。必须打造“一手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光辉形象,以确保获得支持;还要创造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表达(symbolic narrative),强化救世主地位;给人民描绘一个美好未来,并妖魔化政敌,将他们描绘成人民的绊脚石。

“克里斯马”的本质并不是简单的“跟着走就有肉吃”的物质利益交换。追随者对领袖的支持,包含了强烈的道德诉求:领袖是正义、勇气和无私的化身。追随者在支持领袖的过程中,也构建了自己“追求人间至善”的身份认同。

在领袖死后,继任者如何延续前任“克里斯马”的吸引力呢?研究者提出了两个策略。

第一是物质策略。继任者给民众承诺,马上兑现已故领袖的激进分配政策,给追随者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困难。这暗示了继任者延续了领袖的道德境界和执政能力。因此即便这个政策在长远来看不具有持续性,继任者也要去执行。

第二是象征策略。继任者的形象也要向已故领袖靠拢。比如,在推行政策时提及领袖,宣传活动中播放歌颂领袖的歌曲,与领袖穿相似的服装,和领袖一样与民众直接接触、拥抱,使用领袖当年运动时的口号、旗帜和颜色等。通过这些象征性符号的传播,继任者重新点燃了追随者的热情,让追随者重新激活“追求人间至善”的身份认同。

这两个策略有效吗?研究者通过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调查进行印证。在这两个国家,贝隆和查韦斯是典型的“克里斯马”领袖。调查以面访方式进行,在两国分别以首都、非首都城市和乡村地区作为调研地点,以贝隆运动和查韦斯运动的支持者为调查对象。

研究者向受访者展示了某一候选人的宣传材料,在材料中提供两个信息:是否提出激进政策、是否展现与领袖的象征性联系。然后,受访者需要评价该候选人的无私程度、对未来的眼界以及解决国家困难的能力,回答自己对贝隆或查韦斯运动的认同程度并表露投票意愿。

结果表明,在阿根廷,实验组的受访者比对照组更愿意支持该候选人,对候选人所属的政治运动的认同也更强烈,对候选人的评价也更正面。但在委内瑞拉,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没有差异,所有受访者对候选人和相关政治运动一致给予高度评价。

研究者认为,委内瑞拉实验组和对照组无差异,原因是查韦斯去世不久,其“克里斯马”没有消散;而在阿根廷,贝隆去世多年,所以实验组观察到的效果更加明显。

调查结果基本证实了研究者的假设,即后辈政治家不一定要通过“制度合法性”来获取支持,只要他们善于利用已故领袖的资源,就可以赢得选举。这个研究也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在演讲时引用超凡领袖的语录。物质诱惑和情感诉求,对于赢取民众支持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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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Andrews-Lee, Caitlin. 2018. “The Revival of Charisma: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Argentina and Venezuel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0010414018797952.

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主任:中美“脱钩”并非正确选择

近期,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外溢。美国副总统发表措辞强硬的对华政策讲话,国务卿蓬佩奥也在访华期间坦言中美之间存在诸多分歧。关于中美在经济、经济等各领域“脱钩”的观点也在两国政界学界颇有市场。

不过,前美国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主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贝德最近的一篇政策简报认为,美对华“接触”政策取得重大成功,中美“脱钩”并非正确选项,美国应以开放姿态与中国竞争。

对华“接触”硕果累累

贝德认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两国由冲突对抗转向接触合作,对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都带来极大好处。在政治上,中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帮助美国实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推动苏联最终解体。在军事上,中美由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直接军事对抗,转为和平竞争和互不侵犯。美国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加入核不扩散集团,有助于台海乃至全球保持和平和战略稳定。

在经济上,中美之间有着极强的经济互补性,使两国都从中受益,推动了双方及全球经济繁荣。中美两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协作和救市政策,帮助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得以快速恢复。在人文交流上,中美两国丰富的民间交往加深了彼此之间的认识,让美国各界可以深入了解世界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

为何对华“脱钩”?

在美对华四十多年的“接触”政策中,中国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贝德指出,在美国看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些变化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发展与美国的预期以及中国早先的承诺并不相符。不单单是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内也有不少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些变化。

在他们看来,中国正在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中美两国的基本意识形态和诉求不合拍,没有共同利益,两国战略竞争的一面超过和合作的一面。在他们的推动下,美国开始在政治、经济、教育、传媒及军事等多个领域与中国“脱钩”。比如,美国加强对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审查,赴美留学生数量已经下降。美国大学中一些与中国有关的研究机构被迫关闭,也不敢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甚至香港的捐款。美国不少议员呼吁限制中国驻美的新闻机构,这在事实上与美国“新闻自由”政策相悖。

“脱钩”并非明智之举

贝德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始终是自身利益,今天的中国与1990年代大不相同,维持以前的政策固然不合时宜,有对中国施加惩罚的政策工具固然必要,但“脱钩”并非明智之举。中美关系并非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美之间的联系紧密,不可能完全“脱钩”。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脱钩”政策制定和推出,并没有中美关系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商界也不愿意过多介入政策辩论过程中。

贝德指出,“脱钩”政策过度强调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失败和不足,试图通过彻底颠覆的方式改变现状。其实,通过保持接触,美国同样有一系列政策手段推动中国改变现状。比如,美国可以联合欧盟、日本、加拿大,推动中国履行其在经贸领域的一系列承诺。美国应该重点关注进入中国市场,而非一味减少贸易赤字。大学应对外来捐赠更为透明。美国应进一步构建在亚太的同盟体系,以制衡中国的示强行为。同时,美国应该保持在“一个中国”等政策上的延续性,避免动摇战略稳定基石。

贝德最后强调,美国不应把中国看作“无所不能的巨人”。比如,西方媒体炒作非洲国家陷入了中国的“债务陷阱”中,但事实上相较于非洲国家对西方的债务,中国债务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中国远没有一些媒体和政客渲染的那么强大。对于美国而言,更重要的是改变国内政治氛围,以开放、繁荣的价值观与中国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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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Jeffrey Bader, “U.S-China Relations: Is it time to end the engagement”(2018). Brookings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