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PLUS】那一天,我成为了华裔 | 针尖多味听觉馆

图片来源:ruapasa

小水母/主播
小水母/文字、声音编辑
Merissa/嘉宾

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公民意味着什么?90后华裔对中国的感情如何?

根据一份移民报告 ,2016年在美国的中国移民共有230万人,其中51%拥有美国国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华侨华裔。同一份报告也指出,近些年来,出生于中国、之后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的华裔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随着中美两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许多在美的中国人或美籍华裔的生活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和身为90后的Merissa聊了聊她成为美国公民的过程。你将听到:

– 近距离感受美国公民申请现场;

– 90后华裔如何维持对中国的感情;

– 第一代移民(出生在中国)和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之间的互动如何;

– 文化融入(cultural assimilation)在不同华人身上有什么体现?

– 中文对于维持中国的感情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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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这里有一种彻底摧毁恐怖主义的最好方法?

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威胁之一。一般认为,打击恐怖主义可以采取“反恐” (counterterrorism)方式,“以暴制暴”;或者可以采取“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方式,武力打击配合改变当地环境,消除恐怖主义滋长的土壤,“标本兼治”。

美国习惯采用武力反恐,但被人认为会产生副作用,导致“越反越恐”。不过,斯坦福大学的Asfandyar Mir在最新一期《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杂志撰文指出,基于强有力情报能力的大规模武力反恐,可以彻底摧毁恐怖组织,产生的负面影响总体有限,从而避免“越反越恐”情况的出现。

反恐效果能评估吗?

反恐行动是否成功,往往很难量化。研究者首先提出衡量反恐成功的三项指标:恐怖组织的控制地区是否扩大,策划实施大规模集体行动能力以及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变化。

如果恐怖组织的控制地区缩小、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或是企图加入其他恐怖组织以寻求庇护,那就说明针对该组织的反恐行动取得成功。

在此基础上,为了评估国家的反恐行动效果,研究者设计了“清晰度-掌握速度体系”(Legibility and Speed-of-Exploitation System)。这一体系,可以反映国家掌握与恐怖组织相关各类情报信息的能力和程度。

研究者认为,恐怖组织往往行动隐秘、快速,相对于国家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国家要打击恐怖组织,既要掌握其足够多的信息,掌握信息的速度也要足够快,这样才能“先发制人”,在恐怖组织行动前,实施打击。相较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反叛乱”打恐,武力“反恐”手段的资源投入相对有限,掌握情报信息程度和速度的平衡更加难以做到,这也是对国家能力的挑战。

打恐菜鸟到大神的晋级

以2004-2014年美国在巴基斯坦的武力反恐行动为例,研究者广泛采访了“基地”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恐怖组织成员、巴基斯坦和美国安全官员、恐怖组织控制地区的普通民众,分析了“清晰度-掌握速度体系”对军事反恐的影响。

研究者指出,2004-2007年,美国在巴基斯坦反恐的情报获取能力和速度不是很理想。美国在巴基斯坦缺少足够的情报侦察监视设备,与巴基斯坦的情报合作也非常有限。同时,美国在巴基斯坦开展反恐侦察和打击行动的审批程序冗长,需要多方联合审批,无法实现快速反应。在此期间,尽管美国也在巴基斯坦反恐投入巨大,但实际效果不佳,特别是缺少足够的情报信息,导致美国难以实施精确打击。“基地”组织和巴基斯坦塔利班活动猖獗,还出现向巴基斯坦以外扩张的趋势。

而在2008-2014年间,美国加大了在巴基斯坦的侦察监视和打击平台投入,并与巴基斯坦新签署协议深化情报合作,美国能更多地直接获取来自巴基斯坦恐怖组织活动部落区的通信情报信息。在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支持下,美国也在巴基斯坦部落区建立更多人力情报网络。同时,美国政府也赋予情报部门更多权限,以对各类可疑的恐怖组织目标实施打击,打击对象也从高价值头目扩展到“在恐怖组织控制区域活动的任何可疑人员”。

随着美国情报获取能力的增强,反恐军事打击的烈度和效率持续提升。“基地”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不论是控制区域,还是策划行动能力,都受到严重打击,恐怖组织成员还出现大量逃亡的情况。“基地”、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一些主要头目被击毙,也让组织里普通恐怖分子士气低落、失去信心,恐怖组织与当地部落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剩余的恐怖组织头目被迫持续逃亡转移,无力对组织事务进行管理,组织成员之间的猜疑和内斗也不断上升。经过数年的高强度打击,盘踞在巴基斯坦部落区的“基地”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基本被消灭,美国反恐取得成效。

美国是如何反恐成功的?

研究者认为,2004-2007年和2008-2014年间,美国在巴基斯坦反恐结果有显著差异,主要由于美国投入和情报能力获取水平发生变化。美国和巴基斯坦并没有在恐怖组织控制区域“收买人心”,普通民众提供的关于恐怖组织的信息对于反恐也帮助有限。

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大规模反恐行动会造成平民附带损伤,会引发民众憎恶,导致更多人加入恐怖组织的假设并不成立。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反恐案例表明,随着武力反恐力度的加大,并没有人愿意加入恐怖组织送死,反而会有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逃离,恐怖组织实力持续削弱,始终面临人力短缺的难题。

研究者指出,美国在巴基斯坦反恐案例表明,使用武力强力打恐是在“虚弱国家”和恐怖分子盘踞地区开展反恐行动的有力选项,在面对境外恐怖威胁时,美国可以不派出大量军队,而是采用高强度情报侦察和精确打击予以应对。同时,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开展反恐行动,往往会以失败告终,这就要求政府集中精力,加强评估,审慎开展行动。

研究者最后强调,尽管研究表明在反恐行动中是否保护平民,并不会对反恐效果产生影响,但是政策决策者也应在反恐行动中重视平民的安全,防止反恐行动造成人道主义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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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Asfandyar Mir, “Expla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nterterrorism: Evidence from the U.S. Drone War in Pakistan”(201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2 (Fall 2018), pp. 45–83

狂热的体育迷更倾向保守主义?

2018年夏天,曾在赛前升旗时下跪抗议种族歧视的美国运动员卡佩尼克出演耐克广告,在美国社会引发广泛争议。有人说,这是耐克对种族歧视表达坚定立场,有人则公开烧毁耐克装备,以示对“纵容侮辱国旗”行为的愤怒。

正如这一事件所体现的,体育在现代社会影响广泛。2015年,美国收视率前一百的电视节目中,93个是体育赛事直播。美国人每年为体育产业的贡献超过600亿。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体育赛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受众的思想和意识,潜移默化影响政治立场。

《公众舆论季刊》最近就此刊文,探讨了体育如何影响政治态度。雪城大学和波士顿学院的两位研究者通过专业问卷机构,设计可以代表美国整体人口分布状况的网络样本,针对“美国三大球”橄榄球、篮球和棒球赛观众展开分析。当然,冰球粉丝可能不太满意。

研究者选取了三方面问题:体育比赛会不会让观众更相信富裕是源于个人努力?更支持传统性别分工?更支持军队?这也是区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者的典型问题。同时,研究者也探究什么人会更倾向于反对体育比赛“政治化”。

结果显示,越狂热的粉丝,越倾向于相信财富是源于个人努力,也更倾向于支持军队。不过在支持传统性别分工方面,体育比赛影响并不显著。

论文分析,体育比赛,特别是美国主流商业体育联盟,都试图传递“努力就能成功”的热血精神。它无疑会让受众相信,包括财富在内的人生成功依赖于不懈的努力与奋斗。同时,由于军方花费大量经费赞助专业体育队伍,以提升形象、促进军人招募,因此体育迷支持军队也并不意外。

在体育“政治化”问题上,研究发现,持更反对立场的是保守主义者。不过,这个结论受明显外部因素影响。设想如果在升旗时下跪抗议的不是反种族歧视,而是反控枪等保守主义者支持的立场,那恐怕更反对体育政治化的就是自由主义者了。

当然,这项研究的问题在于,我们能证明狂热体育迷更支持保守主义,但无法确定是体育比赛决定他们的意识形态。与其他娱乐、文学话题是否影响政治态度的研究类似,研究者往往能够证明相关性,但很难证明因果关系。

尽管无法证明因果关系,但学者们普遍认为体育在政治学中应获得更多重视。除体育赛事对公众政治态度的影响,还有学者以体育为切口分析更广泛的政治问题,如全球治理、政治赋权、文化资本、政权过渡、性别议题、公共政策制定等。例如,来自伦敦大学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两位学者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就认为,可以把体育赛事视为一个高度特异的选择过程,考察外部事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例如,考察一国在意外获得奥运会举办权时如何表现。

当然,体育在政治研究中未受足够重视也有多种原因,如缺少研究数据等。其中,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因素是体育中的非理性因素和行为。不过,研究者对此反驳,政治学最大的研究课题之一政党认同,本身与预测体育迷倾向的因素相同。

精明的政治家早就学会在包括体育赛事在内的各种日常活动中进行政治宣传;而人们对体育赛事的热衷程度,本身就与政治态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研究展示了一个“残酷”事实:你在沙发上舒舒服服地看比赛,政治意识却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影响和塑造。这个过程如何发生、机制如何运作,值得政治学者深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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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Thorson, E. A., & Serazio, M. (2018). Sports Fandom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 Gift, T., & Miner, A. (2017). “Dropping The Ball”: The Understudied Nexus of Sports and Politics. World Affairs, Vol.180(1), pp.127-161

平庸之恶:小人物是如何成为刽子手的?

阿道夫·艾希曼(左)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

陈嘉泰/政见特约作者

极恶之罪往往出自小人物之手

—— 汉娜·阿伦特

1961年,特拉维夫,以色列正在审问二战战犯。法官激动地质问,你把六百万犹太人送到死亡集中营,你难道不觉得自己是杀人犯吗?

被告席上坐着一个体型瘦削的男人。法官的问题似乎让他有些不解,甚至有些委屈。

他托一托眼镜,回答道:“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我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将他们运送到希特勒指定的地方。也许我过于出色地完成了我的职责。”

这个人是阿道夫·艾希曼 (Adolf Eichmann)。他是纳粹党的重要成员、犹太人大屠杀的工程师之一,主要负责规划运送犹太人。让人们诧异的是,他并不拥有领导气质和个人魅力,也并非狂热的反犹野心家。他的平凡让人不安。

在二战中纳粹德国犯下让人诧异罪行的小人物中,艾希曼只是其中最为荒诞的代表。艾希曼的生命或许终结在了1962年的绞刑架上,但审判中旁听席上的汉娜·阿伦特却终其一生苦苦追问:一个小人物为何会成为残忍的屠夫?

阿伦特是犹太裔著名哲学家,在二战期间被迫移居美国,因研究极权主义闻名。她发现,思考能力和判断是非的能力紧密相连。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就是指人云亦云的小人物竟容易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犯下可怕罪行的现象。

小人物的自我救赎

艾希曼出生在一个德国中产家庭。身为长子的他却是父亲眼里最不争气的孩子。他从小在学校里成绩很差,以至于在中学就被迫辍学。父亲把他安排进不止一间技术学院进行培训,然而他还是无法完成学业。

二十岁出头的艾希曼没有稳定的工作,看不到人生的出路。这样的困境一直持续到1933年。那时,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当时的纳粹尚未开始屠杀犹太人,主要通过非强迫手段驱使他们移居其他国家。他在党内谋得了一份新工作——党内集会的保镖。这对不起眼的他来说是新的机遇。他终于获得了一份体面的工作,重新得到家人的尊重。

艾希曼识字,但不爱阅读。他人生中第一本认真阅读的书竟是关于犹太人复国运动的。此后,艾希曼对犹太人的历史和他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成为他日后在纳粹党内管理犹太人相关事务的重要铺垫。

在艾希曼看来,他仅仅是成为了执政党的公务员。这是体面甚至有些傲人的工作。他本人似乎并不反犹。相反,艾希曼的家属和好友里有不少犹太人,他非常热衷于帮助犹太人,甚至曾冒险救助过他的犹太亲戚。

面对法官的讯问时,艾希曼总是在赘述自己在纳粹党的晋升历程。那段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尽忠职守的公务员节节攀升的故事。尽管他明显知道被他送往集中营的犹太人都会在那里被屠杀,他并不觉自己有什么责任或过错。

艾希曼为何能如此坦然地接受自己沦为一个沾满鲜血的屠夫呢?

个人只是无意识的零件吗?

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是一个极其无聊的人:他总是强调自己的职责,用一些经不住推敲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诸如:“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我不做这件事情,其他人也会去做的”、“大家都这么做,不会错的” 、“领导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总而言之,艾希曼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巨大机器里的小零件。没有力量改变机器前进的方向,也对机器带来的后果没有责任。

这是肤浅荒谬的。这一说辞也许可以为缺乏完善认知能力的小孩或者精神病患者辩护。但正常的成年人应当为每一个自愿作出的选择负责。这正是法律责任的基础,也是道德的根基。再微小的零件的合作,都暗含着对巨大机器的支持和默许。

艾希曼从来没有被强制留在纳粹党;离开更没有严重的后果。他大可在看清纳粹的恶性时自由退出 —— 留在一个施行种族屠杀的组织是他的选择,并很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这个选择本身暗示了对纳粹恶行的默许。

阿伦特认为,正是一个个像艾希曼的小人物的“默许”成就了纳粹。若是希望纳粹党崩溃,甚至不需要德国民众积极地对抗纳粹统治下的公权力,而只需要官僚机器中的小人物们消极地对待纳粹的要求,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为之服务。

空洞谎言背后的陷阱

但为什么纳粹党中的小人物们没有践行自己的良知,而是成为了种族屠杀的帮凶呢?

纳粹的宣传机器利用了人类渴望合群这一特点。在政权的诱导下,个体只是无责任的零件这样的逻辑在媒体上泛滥,并最终渗透了人们的日常话语和思维方式。当身边的人和社会环境都这么说时,我们也会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话语和逻辑。

同时,纳粹政权的反犹意识形态宣传不断地把政权的行为合理化,让支持和参与政权行为的人有很多大量的政治口号可以为自己辩护。“民族复兴”的论调把犹太人刻画成必须克服的障碍。对他们的集体清除不再是“谋杀”,而被美化为“清洗”。人云亦云的影响下,很多平凡的人变得无法跳出这些肤浅的逻辑进行思考。

阿伦特指出,正是这些经不住推敲的话语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保护作用。政治宣传和尽忠职守的借口隔断了良心的拷问,让艾希曼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罪恶性,甚至认为自己处于正义的一方 。

生活在官方构建的话语体系中,艾希曼心安理得地生活和工作,犹太人的遭遇被视为是合理的个体无需担责的事情。艾希曼坐在被告席上,反反复复地用纳粹的政治话语来避免承认自己行为和谋杀的关联。

艾希曼语言能力的匮乏与他思维能力的缺失是相关的。空洞的话语为他修建起了一堵隔绝现实的墙,让他无法看到这堵墙外的一切。他甚至完全无法从其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心智正常的人应该有的良知在肤浅空洞的话语体系里最终窒息。

社会潮流中,如何不辜负良知:精神独处

一个单薄的个体怎能在社会环境的潮流里避免像希特曼一样迷失自己变成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呢?

阿伦特认为,精神独处带来的良知是个体的道德明灯。精神独处是一种内省,一种理性选择的自我和道德良知的对话。在精神独处的对话里,小人物的理性自我也许会出于个人利益倾向于合作和沉默,但他的良心会看到这意味着成为纳粹种族屠杀的共犯。

对习惯于精神独处的人来说,良知的陪伴是无法避免的,时刻提醒着他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柏拉图在《高尔吉亚》警戒,受道德良心的拷问比与世界为敌更痛苦。因此,有精神独处习惯的人不易迷失自己而成为罪恶的帮凶;否则,他们面临良知的折磨——就像是余生必须和一个杀人犯共处。

因此,阿伦特认为,给予个体精神独处的空间是防止纳粹党的残暴历史重新上演的重要方法。这一领悟正是战后德国高度强调个人的内省和个性,警惕民族主义和集体至上思维的原因。

相反,过于强调集体和泯灭个性是制造“艾希曼”的配方。一个被集体主义至上思维洗脑的人是无法精神独处的。即便独自一人,他的思维也会被他人的看法和出于集体的考虑完全占据。质问和见证自己行为的道德良知没有出现的空间。

在纳粹德国,这样的小人物往往会接受社会潮流鼓励的生活方式:不为犹太人发声,支持政府,过简单生活。他们会自然地接受由零件借口和政治口号等构成的话语体系,因为它能帮助他们避免道德不安感 。

这套话语体系的肤浅逻辑解释了一切,给原本就懒于思考的人避免内省带来的折磨的诱惑。这一圈套循环使越来越多小人物渐渐地接受很多先前无法接受的歧视性甚至攻击性行为,直到最后成为麻木的刽子手。

艾希曼毫无顾忌地留在纳粹的原因正是他用空洞话语逃避了精神独处,而内省的缺失让他逃避了良心的拷问。

面对极权,内省是最有力的抵抗。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