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者眼中的贸易保护

图片来源:Kyle Ryan/Unsplash

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者,并把他的政策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如果真是这样,特朗普政府加征钢铝关税、要求贸易伙伴缩小顺差等贸易保护政策,确实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所主张的么?

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2001年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到,“中国经济增长大幅减速符合美国利益”。13年后,米尔斯海默又说,“中国在经济上不可能被孤立,美国无法有效延缓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会有这样前后不同的表态?

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学者Dong Jung Kim近日在《国际事务》期刊撰文,分析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主张。他认为,即便从这一理论角度出发,自由贸易仍然是一国的必然之选。

名词解释:进攻性现实主义

根据《大国政治的悲剧》,进攻性现实主义延续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构建的“宇宙”,各国是理性行为体,处于无政府状态中,无法确知其他行为体意图,但拥有互相伤害的能力,首要追求目标是安全。

如此设定之下,要确保安全,提升绝对实力不够,必须提升相对实力。相对实力的构成主要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也就是约瑟夫·奈所谓的“硬实力”。

既然是相对实力,就不是一个固定值。在这个设定中,各国都在窥伺技术革新或战争这样的颠覆式机会,因为这种机会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国际势力分布。所以各国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尝试把自己的“硬实力”最大化,以便在无政府状态的“宇宙”中保证安全。

国际贸易和专业化分工

主流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通过专业化分工来增加所有国家的财富。这种分工孕育国际市场的同时,让各国能够集中力量从事有优势的产业,提升优势产业效率、扩大规模。

随着贸易全球化发展,国际分工越来越重要。很多经济学者注意到一个现象,各国不仅仅互相交易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工序贸易”,也就是中间品贸易。这种贸易对于国内优势产业效率提升作用很大。事实上,在专业化分工中表现不好的国家,国内经济发展的相对效率就处在下风。

当国际贸易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被提升,不仅贸易内容和形式被细分,国家间的商业连接也越来越处于多边模式。即便是小国,凭借优势产业,也可以参与和大国的专业化分工。就算国际军事实力一家独大,国际贸易也很可能是多边发展的。二战后美国一度独领风骚,但很快其他行为体恢复过来,尽管军事上依靠美国,但贸易中却不落下风。

当进攻现实主义遇上国际贸易

米尔斯海默认为,什么样的政策对于一国来说是最优选择,这取决于外部结构。

如果外部结构是“跷跷板”模式,只有两个竞争对手,不采用贸易保护、继续合作,采用贸易保护、终止合作,两者之间的选择只需要权衡政策结果是赔是赚。如果外部结构是多极模式,就要进行复杂的相对实力变化验算。

事实上,在多国互动中,每个国家精确计算后,都愿意维持合作关系。因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看来,不合作就有可能导致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抵制、削弱自己。牛津大学学者斯奈德给这种合作起了个名字,叫做“防御性合作”。

也就是说,贸易保护只是一个手段,并不是某一个理论所要达到的目的。把手段当成目的是战略失误最常见的症状。

在专业化分工的国际贸易结构中,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要衡量的不是贸易有没有导致逆差,而是政策变动会不会对相对损益的影响。只有相对收益扩大时,才会采取某种政策。

多边贸易体系下,一国针对另一国采取贸易保护,算起来相对损失要比收益大得多。其一,多边机构中,其他国家可以替代贸易保护国的地位,维持整体经济效率;其二,目标国和其他国家可以通过扩大专业分工规模和程度,来扩大相对收益,惩罚贸易保护国;其三,也是更为关键的是,贸易的收益源自国内资源配置的优化,贸易保护政策实施后,需要发展不具优势的产业,而原本领先的产业丧失了应有收入,损失了未来投资,整体收入一定会减少。

所以,即便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也不会在多边贸易结构中支持贸易保护。除非两种情况,要么全部国家能够放弃开放贸易,采取贸易保护不会再有严重的相对损失;要么全球经济衰退,贸易做得越多,损失就越多。

贸易保护“休止符”能否奏响?

进攻性现实主义只是众多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一。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简洁。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出于保护国家声誉、自由主义理想、商业利益或是国家福利,坚定支持开放贸易同时,进攻性现实主义也以国家战略利益为名,反对贸易保护。

历史上也确有这样的例子。

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大英帝国实力走下坡路,英国保守党首相贝尔福和党内大佬张伯伦提出的药方就是贸易保护。一方面对德国等工业强国加征关税,惩罚“占英国人便宜的不公平行为”;另一方面建立英国本土和殖民地的贸易共同体,内部采取特惠关税。

自由党反对不用说,保守党内部也不支持。反对的理由包括,英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是专业化分工的,很多英国工厂从德国进口的是中间产品,加工后还要出口。德国很可能在亚欧大陆和美国找到英国市场的替代者。而对殖民地来说,卖给德国更加有利可图,未必会支持英国建立小团体的贸易保护政策。

尽管张伯伦不惜辞去政府职务,在全国推广关税改革,但最终这一波贸易保护措施并未实施。

历史似曾相识。现在的美国正对中国及其他贸易伙伴挥舞贸易保护政策。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诚如媒体所言是个“进攻性现实主义者”,那他一定计算过贸易保护对美国相对损益的影响,也一定会在相对收益开始减少时收手。秘籍恐怕就是特朗普抽屉里的数学演算本。毕竟,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也并不支撑贸易保护政策。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参考文献

  • Dong Jung Kim (2018), Realist as free trader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the case against protection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94:6 (2018) 1269-1286; DOI: 10.1093/ia/iiy192

农民工与中国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

图片来源:新华社

Beatriz Carrillo/作者
谭宏泽/编译

在当下中国,社会福利已成为引发农民工集体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自2002年以来,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扩大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但是,目前仍存在着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成为农民工们获得及享有充分社会福利的障碍。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究竟是如何演变的?在其中,农民工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怎样才能改革制度、使其更具可持续性?

广义而言,社会福利可以被理解为包括公共服务、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在内的一些列公共福利,而这又长期向城市人口倾斜。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 城市居民的就业、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险等机会都与“城市身份”绑定在一起,而这种身份是以人民户籍登记 (户口) 状况为标准的。相对的,农村户口则较难获得这些福利。因此,这种社会福利上的区分与差异实际上从多方面界定了中国社会的的城乡二元结构。

依赖于“单位”组织的“铁饭碗”制度为城市体制内职工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就业保障、社会服务以及保险。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还为这些职工提供了一种有权利感的自我身份认知。但是,对于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而言,他们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近乎于零的社会福利分配。改革开放之后,工人们延续的身份和权利意识影响了他们对于国家福利供给的期待与需求,也同样影响了国家决定保持或削减哪些群体的社会福利。

例如,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 中国以前的特权阶层——老工人阶级在国有企业中被裁员了,且多数人是在没有什么福利待遇的情况下就不得不离开了。与此同时, 直到2015年, 公务员基本上保留了他们优越的社会保险福利, 并且全部由国家出资承担。而相比之下, 大多数农民工们仅获得了极为有限的国家资助, 他们对城市产品和福利也没有享有权。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的农村户口把他们排除在了城市体系之外。然而, 对于那些在1980年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村移民而言, 他们与农村的联系较弱,面临的境况也开始变化。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和优化工作条件,但对社会保险权利的渴求却没有那么强烈和积极。某种程度而言,这一现状是由社会保险制度本身的局限性所导致的。

一个支离破碎的系统

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是高度分散的。表面上而言,户口分化制度可能是这种支离破碎的主要原因。但是,另外一些与保险方案的资金、管理和实施方式有关的其他因素也许有着更严重的影响。与经济政策一样, 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是高度分散的, 因而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实力、特别是其经济与财政状况。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省份往往更容易达到中央政府在社会保险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做出的规定,而且经常超出中央的标准。相比之下, 因为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许多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最多只能提供一些非常零碎的、有限的社会保障服务。例如,一些对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的纵向研究发现人们的居住地对个人的健康状况有着最强的影响(性别和年龄则是另外两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这种权力的下放、及其带来的社会保险资金在地方的汇集, 意味着劳动者们在他们个人账户中累积的资金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是不可转让的。这种不可转让性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务工人员们进入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大障碍之一。这一点,即便是在如深圳这样为外来务工人员们制定了特别保险方案的城市也是一样。此外, 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们的社会福利通常比城市本地雇员要低, 而且雇主不为他们支付社会保险费用也并非什么个别案例。因此,对于农民工们来说,参加社会保险既会减少他们到手的现金报酬,同时所换来的也仅仅是只能在当地享受的保障,无法随他们迁移回故乡。所以他们不愿意参加这类保险也是可以理解的。

尝试“协调”

为了提升与保障劳动者们社会保险资金的可转移性,自2008年以来,中央政府推动了农村和城市社会保险项目的协调,旨在建立统一的全国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在具体实施中,这种城乡协调却会导致地方福利保护主义盛行,因为越发达的省份越不愿将其资金分享给那些外来的劳动者们。例如,重庆市政府已成功地为那些拥有当地户口的农民和城市社会保险计划进行了统一,但来自其他城市的人仍然被排除在外。鉴于很多农民工都在本省以外工作,至少在中短期内,城乡一体化进程可能只会惠及少数农民工。

然而,来自中央的政策和指示正在继续推动农民工进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例如2011年通过的最新一次社会保险法就证明了这一点。该法强制性保障了外来务工人员应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险项目中。尽管如此,因为担心会扰乱当地的企业和行业,地方政府并不热衷于监督这项法律的具体执行。目前中国的雇主们事实上正面临着高达接近员工工资百分之四十的员工保险缴费率。在一些省市,单是对老年社会保险的缴款就占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存在大量的、没有社会福利的临时性和非正式就业。而在这类就业中,农民工们往往是主力军。

最新挑战:经济放缓

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可能会使得越来越少的雇主愿意将农民工纳入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险计划中。对此,中央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降低了养老金、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的雇主缴费率。尽管如此,中央政府可能会继续向地方政府施压,要求把农民工融入社会保险体系。管理者们现在认识到,财政体系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将尽可能多的适龄工作群体纳入到对财政的贡献中来。整体来说,农民工们一般比相对应的城市劳动者们年轻。因此,这些年轻人的社会保险缴款对于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及相关的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们现在也面临老龄化,并开始要求获得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从更大范围而言,农民工们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需求也在变化。例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拖家带口”的农民工们的人数大幅增加。这些外来务工家庭有着不同的住房需求,他们的孩子需要能够进入当地的托儿设施、学校、游乐区以及医疗服务等。

虽然一些工人的群体性行动、罢工和示威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改善农民工们的工作条件和待遇,但扩大社会保险和福利基本上仍是一件自上而下的事情。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们也在为自身的社会保险与福利进行着呼求——2014年阿迪和耐克的供应商裕元集团的罢工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而这些事件及其体现的农民工们的诉求也推动着政府决策者们考虑扩大农民工们的社会保险与福利。 正如上文提及的,基于对劳动者与退休人员相对比的下降及其对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负面影响的担忧,中央政府可能会继续推行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计划。 而相应的,一些省级政府可能会未必积极推进这一进程。此外,正如最近降低雇主对社会保险的缴费率所反映的,经济放缓可能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降低了员工的福利水平。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可能很快就会实现,但覆盖的内容和程度可能会非常基本。这样的话,是否能够打造、并健康地维持一个真正安全、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观察。

作者简介:Beatriz Carrillo目前任教于悉尼大学。她的研究关切主要集中在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研究,福利政策、健康研究的社会面向以及当代中国的慈善事业等议题上。

本文原载《Made in China》期刊(http://www.chinoiresie.info/made-in-china-quarterly/),由《Made in China》授权政见团队翻译并联合推出,原文链接:
http://www.chinoiresie.info/migrant-labour-and-the-sustainability-of-chinas-welfare-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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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日游行”会影响地方政府官员的仕途?

张镇宇/政见特约作者

什么因素会影响中国官员的升迁?现今已有大量文献和理论给出了各自的解释,例如“标尺竞争”理论和“晋升竞标赛”理论。这些理论大多强调经济增长指标在升迁考核中的重要作用,或强调官员所在派系以及与上级领导间关系的重要性。

而维稳工作的成功与否是中国共产党干部考核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则是另一种广为存在,但未被实证过的观点。

在一篇近期的文章中,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候选人Kevin Foley和Jeremy Wallace、Jessica Chen Weiss两位中国研究界的知名教授利用2012年反日游行的数据,通过对不同城市市级领导在游行之后的晋升情况的分析证明了反日示威在次国家层面的确产生了两种后续效应——

政治上,反日示威发生时间较早且自发的的城市,市级领导的晋升可能性会更低。而从经济上来说,反日游行会影响当地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能力。其中,对市级领导的晋升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的是政治上的因素。

研究者首先假设对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管理已经成为绩效考核的重要一环;其次,研究者根据现有的理论,假设GDP增长率以及税收的表现亦是考核官员升迁的重要因素,并试图对它们进行统计学上的检验。

地方官员的两难境地

研究者们选用的数据是2012年发生在208个城市里的377次反日游行,通过网络媒体报道筛选而来。之所以选用这次反日游行,是因为在官方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之前,不同的官员会对反日游行采取各不相同的处理方法。

地方官员们在未得到明确指导前会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中日之间不断的摩擦激发了大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地方官员从情感上支持游行的存在。而另一方面,维稳工作的重要性被一再强调。但是反日游行与以往的其他群体性事件似乎又有所不同,其指向为其他国家而非任何层级的中国政府,因此似乎可以被容忍。所以,通过比较在面对两难境地时做出不同选择的官员们在未来晋升情况上的差异,便可反映维稳工作的好坏是否对于官员的升迁情况产生了影响。

这也引出了研究者们的核心观点:符合中央精神的、与外交政策导向相符合的爱国主义示威并不会影响官员的晋升空间。研究者们同时检验了一个经济方面的猜想:不是示威本身,而是示威所带来的经济下滑对官员的晋升空间产生了负面影响。

排除反腐运动的影响

在分析时,研究者根据以上思路将发生在2012年9月15日,也就是中央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前后的数据进行对比。而研究者们也意识到2013年开始的反腐运动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干扰因素。在研究者进行这项研究时,数据库中已有28名市委书记因为反腐调查而被解职。那么他们是否应当被纳入数据库之中呢?

考虑到这一因素,研究者对因反腐调查而被解职的官员进行了分类。如果这些被调查并且没有晋升甚至被解职的官员是因为维稳不力、能力较差而因此更容易被卷入反腐运动的话,那他们应当是我们观察数据的一部分。若是反腐调查与当地官员绩效表现并无关系,那这部分官员的数据应该被剔除。同时,如果这名官员在正式被处分的前几年已经开始被调查的话,那么这件事也与其对反日游行的反应无关,因此这部分数据也应当被剔除。研究者在做数据分析时也根据不同情况使用了不同的样本进行分析。而三种不同的数据库分析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分析的结果证实了研究者的观点:在示威出现较早的城市,官员们的晋升状况更差,而在中央下达明确指令后出现示威的城市的官员们并未受到影响。这说明了维稳工作的重要性在干部考核制度逐渐加大。

在经济方面,研究者发现:地方示威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负面的影响,但对GDP增长以及出口并未产生统计学意义上的影响。

仍待解决的问题

研究者也提出了几个待解决的问题:为何一些政府官员在未得到中央首肯的情况下允许游行示威的发生?也许是因为示威可以转移大众对当地问题的关注,减小当地政府压力。也有可能当地官员认为示威游行反映的是对中央政府的支持,而非挑战。

同时,是否仍有被忽略的干扰因素?比如前期示威的发生是因为当地官员的包容度更高,或本身更加具有民族主义倾向。而这些因素,而非示威本身的发生,也可能是导致他们未能得到晋升的原因。

同时,尽管利用样本让我们通过统计分析证明了这些假设,但是仍有一些允许示威发生的官员得到了快速的提拔。或许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政绩充满自信,所以认为做出允许示威的决定并不会对其整体考核产生太大负面影响,而事实亦是如此。

总之,这则研究的确发现了示威游行对地方官员升迁产生的影响,并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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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Foley, K., Wallace, J. L., & Weiss, J. C. (2018).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 The 2012 Anti-Japanese Demonstr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23.

算法是个黑箱,让它“透明化”是不够的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被一种叫做“算法”的东西决定。

你在搜索引擎键入关键词,出来什么结果、按照什么顺序排列,是由算法决定的;你在微博和今日头条上刷出什么文章和广告,也是算法决定的;你打网约车、听歌、购物,往往都有算法的参与……在一些国家还出现了用算法来判案,用算法来决定是否拘捕一个人。《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甚至还预测:未来你的伴侣可能也是由算法计算,然后推荐给你的。

简单理解,算法就是由计算机自动执行的一套规则。它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人们对算法还知之甚少。而这自然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不了解算法,它就可能被用于侵害我们的权益、伤害社会正义,而我们可能对此毫无察觉。

因此,近年来,有越来越多人呼吁:科技公司应该打开算法这个“黑箱”,让算法透明化,接受公众监督。比如,Facebook让哪些内容出现在人们的时间线上,他们是怎样决定的?为什么有时候会推荐假新闻?要不,公开代码给大家看看?

不过,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两位研究者在传播学期刊《New Media & Society》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仅仅讲“算法透明化”是不够的,甚至可能会让人误入歧途。

他们说,呼吁透明化,是因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当人们看见了一个东西,自然就有机会和义务去监督它。简言之,透明化带来一种掌控感。

然而,这样的想法是存在漏洞的。两位研究者总结了“算法透明化”的10大局限性。

第一,透明度和权力可能是脱离的。看见了,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采取行动。比如,在某些独裁国家,民众能够看见腐败,但也无济于事,因为民众什么都做不了,这样反而会助长犬儒心态。如果人们不能及时处理、消化、运用那些被公开的信息,那透明了也是白搭。

第二,透明化可能有副作用。有时,极端的透明化会让那些边缘化的反抗群体被暴露。商业公司则经常指出:算法透明化可能会使得一些人利用系统的特性来作弊。

第三,透明化有时反而会遮蔽真相。当信息过多、无用信息淹没了有用信息的时候,透明化可能适得其反,让人找不到头绪。

第四,透明化会制造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信息的封闭和透明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不是只有“完全黑箱”和“完全透明”两种选择。比如,斯诺登在曝光NSA的监控项目时,就没有直接向公众发布,而是选择与自己信任的、有能力解读这些信息的记者合作。

第五,透明化会过多强调个体责任。透明化假定的前提是,人人都能理解被公开的算法,并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但这是过于理想化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两位研究者将其称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个体能动性”,即把重任都施加在个人身上。

第六,透明并不一定带来信任。信任是双向的。达芬奇拒绝发布早期潜水艇设计的详细手稿,因为他害怕被坏人用来制造水下暗杀。一些开发者不希望公布算法,不是因为商业秘密,而是不想被某些人利用。

第七,透明化可能让一些专业人士圈定自己的领域,拒绝公众参与和监督。即便是公开的信息,也可以被专业群体利用起来,塑造自身权威,甚至被利益集团腐蚀,通过对公开信息的曲解操作,为他们代言。

第八,透明化可能会让“看见”比“理解”更受重视。看见了黑箱里面,不代表理解了它的原理。要理解算法,仅仅看见一行行的代码是不够的,还要学会与它们互动。

第九,透明化是有技术方面的局限性的。算法越来越庞大、复杂,以至于在科技公司开发算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连程序员自己都无法理解的结果。如果他们自己都理解不了,那么公开给大家,也没什么用。

第十,算法有时间上的局限性。算法在不断变动中,看见了当下的算法,不代表能够预见未来的算法怎样运转。

两位研究者列举出这些局限性,并不是想说:透明化的方向是错误的。其实,他们的意思是:仅仅依赖“透明化”,不足以真正监督算法。他们想做的,是在透明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想办法避免以上这些问题。

他们认为,我们要做的不是“朝系统里面看”,而是“将不同的系统结合起来看”,其中包括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也包括代码、机器等非人类元素。

比如说,如果透明化之后,人们还是没有足够的权力去监督,那么我们就应该重视:如何去改变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透明这一步。再比如,如果透明化导致有效信息被淹没,那么关注的重点就应该放在:系统是如何在信息过载当中,有意转移我们注意力的。如果连程序员自己都搞不懂算法的结果,那我们应该考虑的就是:是不是要推迟算法的应用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给开发者,甚至,是否根本就不应该来开发这样一套系统?

总之,这篇论文指出的是透明化的局限性,而不是它的错误性。研究者认为,我们应该对算法有更多了解,而不能只停留在要求算法透明化这一步。

虽然文章说的是算法,但其实我们也可以联系到其他领域。无论在哪个领域,“透明化”都不是一个完全能实现监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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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Ananny, M., & Crawford, K. (2018). Seeing without knowing: Limitations of the transparency ideal and its application to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New Media & Society, 20(3), 973-989.

【她山石】“我是女生,也曾想要去吸引女生” | 针尖多味听觉馆

图片来源:电影《阿黛尔的生活》

小水母/主播
Sonia/声音编辑
鸽子/文字编辑
玛丽,27岁中法混血,生于巴黎长于巴黎/嘉宾
桔子,法国社会学博士在读,Space X为知物语主播/嘉宾

性是什么?你同意男性是下半身动物吗?第一次被吸引的经历是什么时候?

当这些略显“私密”的问题被抛给法国女孩儿,她回答起来毫不羞怯与含糊。本期节目中,中法混血的玛丽与在法国读社会学博士的桔子继续做客我们的【她山石】栏目,聊了聊有关“性吸引”的话题。

你会听到:
– “性吸引”是什么意思?
– 对于“女人是上半身动物,男人是下半身动物”,你怎么看?
– 早恋是性吸引的朦胧形态吗?
– 法国教育如何看待恋爱与学业?

图片来源:电影《初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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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事件与网络民族情绪

模特一觉醒来发现在中国其他工作被取消,因为各大品牌对和 D&G 有瓜葛的人避之不及。D&G在淘宝和天猫旗舰店下架。据估,D&G当天损失就高达3600万欧元。恶搞D&G的“Dead & Gone”图片在网上蹿红,有商业头脑的年轻创业者已在淘宝卖起Stefano的Instagram截图手机壳,售价37元。

感谢参与D&G“未遂大秀”的这位模特,在网络上从第一视角还原事情经过。一双筷子、写有“NOT ME”红色字母的图片……这些都成为前不久D&G事件的重要符号,也成为网络民族情绪的出口,掀起了一场必将成为世界互联网历史一部分的重磅事件。

筷子源自发布在D&G社交媒体平台的视频——亚裔女性模特用筷子吃披萨及意式甜卷等食物,男声旁白:“用小棍子形状餐具,来吃伟大的意大利传统玛格丽特披萨饼”。视频发布后,D&G创始人Stefano Gabbana对话截图曝光,充斥着他对中国的攻击和侮辱。

D&G在微博上发布的Not Me图片,背景为创始人Stefano Gabbana辱华言论截图

民族主义情感与特定视觉文本存在密切联系,正如这起事件中的“筷子”。作为视觉符号,“筷子”是中国人乃至亚裔民众集体身份认同的唤起物。

D&G辱华事件后,各家媒体纷纷对筷子所代表传统文化内涵进行解读。央视新闻发布微视频《你真的懂中国筷子吗?》,被称为“讲好中国故事、应对文化偏见的高级回应”。

这正是学者邱林川提出的“图像驱动的民族主义”。不过,网民在社交媒体时代已经不满足于对图像进行转发、评论这样的简单反应,而是主动将复杂事件简单化为表情包或对图像剪切编辑,以其实现更广泛传播。这就是所谓的用户生产内容(UGC)。

充斥社交媒体平台的UGC代表了网民的热情,也存在着失真和误读。

由视觉传播唤起的感情具有天然非理性特征。剥离语境的传播生态中,来源不明的图片、真假难辨的“现场”,感染力往往耸人听闻。此次事件中,文化背景差异是否导致理解不同、遣词造句是否造成误解以及背后深层原因被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网络民族情绪巨大声浪。

200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文化视觉化”公开课发生“历史版画辱华”事件。“去语境化”网络传播中,由于正值中日关系敏感时期,这一静态历史图像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齐齐哈尔发现关东军化学毒剂等事件联系起来,将彼时网络民族情绪推向高潮。

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浮世绘,平壤会战被俘的清军战俘遭日军斩首。原图名“暴行清兵斩首图”

2018年的事件后,网友在D&G微博致歉声明下评论道:“以前我买不起你,现在你配不上我。”“买不起”“配不上”两个词传递了太多信息,突出了又一个网络符号:西方奢侈品。在这场对决当中,道德高地上的民众抗议辱华,也在形式上与象征着财富地位的奢侈品决裂。

常识告诉我们,国外奢侈品商店中,一半以上的产品卖给中国人。而这些人前往国外购买奢侈品的原因却是省了关税,“图便宜”。

买不起,还要去国外“图便宜”。或许有人还存在一种“穷人思维”,需要标签来给予内心安全感,譬如名牌包、譬如高档手表,在形式上宣布“脱贫”。这种心理的矛盾之处显而易见。语言、文化、技术等条件限制导致信息不对称,加之财富分配不平衡。D&G事件就是一个导火索,引发饱满情绪宣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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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在宾大博物馆地下室,我与头盖骨“四目相对” | 针尖多味听觉馆

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图片来自宾大博物馆官网,非作者拍摄)

小水母/主播、声音编辑
鸽子/文字编辑
李黎(Lili),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在读博士/嘉宾
文中图片全部由小水母提供

如果你有机会来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逛逛,会发现不少让你耳熟能详的人与事: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以及赫赫有名的沃顿商学院。

不过,如果你是一个博物馆迷,到了费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宾大人类学博物馆转转。这里有几件流失海外的文物:比如昭陵六骏中的两匹,“飒露紫”和“拳毛騧(guā,这就是传说中难读的字~)”,其它四骏目前还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馆;再比如,博物馆二楼藏有传说中的慈禧水晶球。

传说中慈禧的水晶球

昭陵六骏之一的飒露紫

而这座博物馆背后的历史和有趣故事远不止这些。本期节目中,我们请到在宾大人类学系读考古学博士的李黎(Lili),跟着她来了一次深度游,听她讲述那些文物背后的故事。这一刻,我们仿佛回到百年前,探寻一件件文物从遥远的国度来到费城的踪迹。

而在游客无法到达的地下室里,我们还从另一个角度近距离接触了美国的殖民史和种族历史——这段历史,被封存在玻璃柜中的一个个头盖骨里。隔着玻璃看着它们,我突然意识到,其实那一段种族歧视的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希望这些故事,能在不久的将来通过Lili与同事的努力,被更多人知晓。

由于地下室不允许拍照,此为埃及馆的头骨

 

你将听到:

– 宾大博物馆的历史和文物来源
– 中国馆的特色展品:昭陵六骏中的两匹和水晶球的故事
– 博物馆的发展瓶颈在哪里?
– 宾大最“臭名昭著”的收藏是什么?背后是美国怎样的一段殖民史和种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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