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制度如何使专家变“砖家”?

图片来源:The Lord of the Rings

除了利益集团和公民社会外,专家可能是公共政策制定最重要的参与者。专家参与之所以重要,自然是因为现代社会中的社会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高度技术化,而政府部门里负责决策的官僚往往缺乏相应的知识,于是,专家意见就成为重要的决策依据。

具体而言,专家意见有两种功能——第一种功能是定义问题,从而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决策者应该留意的公共政策议题;第二种功能是进一步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专家知识往往能使其成为解决某个问题的权威。

目前,有关专家参与的研究都是以民主政体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在威权制度下,专家是否也能发挥相同的功能呢?马里兰大学的Calvert Jones最近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利用定性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波斯湾沿岸的中东威权政体作为研究对象,回答了上述问题。

这些波期湾沿岸的威权政权(诸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它们都是盛产石油的国家,因此很有钱;其次,它们都是长寿的威权政体,成功抵抗了二十世纪以来多次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以上两个因素当然密切相关,然而自从近年来油价下跌后,财政收入大受影响,这些威权活化石也不得不开始进行各种改革。例如被戏称为“地表最强80后”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沙特阿拉伯推行的“愿景2030”(Vision 2030)计划就是其中的代表。很多著名的跨国咨询公司于是被雇用,使波斯湾地区成为了一个世人瞩目的新兴市场。据统计,2015年该地区的咨询市场产值达27亿美元。

在文章里,Jones主要对两个问题感兴趣——第一,专家参与是否使公共政策设计变得更理性?第二,专家参与是否提高了市民对公共政策的支持度?

Jones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田野调查和大量访谈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一方面,被雇用的专家在中东的威权制度下,工作和个人权利毫无保障,明明他们只是提供咨询服务,亦经常要为实际的政策失误“背锅”;另一方面,这些中东的威权君主并不善于听取意见,专家若是讲了真话,可能要担心是否不小心得罪了那位皇室成员。下面一段对专家的访谈就是很好的例子:

(这些君主)都想要完美的问题解决方案。他们要节能减排的同时,又要不提升价格(这会引发政治风险)。当你回答“不能”时,他们会说“你再说说其他国家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你若说出“提高收费”,他们只会回答“我们不能这样做”。以上对话在重复一个小时后,君主阁下放下狠话“你要给我找出解决方法,你是专家,你之前做过类似的事”,但我不是魔术师呀。

这种情况下推出的政策自然不会有成功的可能。但君主们不会认为是自己的问题,他们会花钱再请一批新的专家,然后再重复一次上述过程。

如果专家参与不能使公共政策更理性,那么能否至少提高市民的支持度?Jones于是在科威特的一所大学里对学生进行了三个调查实验,结果同样令人惊讶。首先,专家参与显著地降低了学生对政策的支持度。Jones并没有具体探讨背后的原因。但第二个和第三个调查实验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线索——

前者利用专家的国籍进行了干预,结果显示学生对科威特的本地专家最缺乏信心,其次是美国,而信心最高的是中国专家。但在现实中极少中国专家被实际雇用,Jones认为学生对于美国专家的相对不信任主要缘于现实的政策失败和对(未经证实的)中国专家能力的某种美好想象。至于后者,实验干预是专家在本国的逗留时间。逗留时间越短表示越可能对本国情况缺乏了解,越可能给出不切乎实际的政策方案。专家的逗留时间越短,学生对专家的信任度就越低。

总而言之,Jones的发现似乎只是再次验证了一个古老的经验教训——伴君如伴虎。在缺乏对自由意志表达保障的制度下,专家知识可以发挥的原有功能被大幅限制。相对于向权力讲真话,吹吹牛似乎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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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Jones, Calvert W. “Adviser to The King: Experts Rationalization, and Legitimacy.” World Politics 71.1 (2019): 1-43.

埃里克·奥林·赖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坚持

本文原载于《雅各宾》杂志,原文链接为https://www.jacobinmag.com/2019/01/erik-olin-wright-obituary-class-marxism

Vivek Chibber/纽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吕杨鹏/翻译

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于今年1月23日辞世,距被诊断为白血病晚期仅有数月。在确诊后不久,他完成了对《如何在21世纪做一个反资本主义者》一书最后的润色,该书将在今年年内出版。

假如埃里克还活着的话,这肯定不会是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即便已是71岁——一个大多数学者的思想已经归于沉寂的年纪,赖特却丝毫没有退休的想法。他曾调侃说“我这个教授准备当到死了”。做研究、带博士生、旅行、演讲,他依然不可思议地活跃。

40年的研究生涯中,埃里克著作等身,但他的学术议程就此戛然而止。作为与他亲近的人,我们失去了一位敬爱的朋友。而对于衰落多年、在近期刚刚有点复兴苗头的左翼来说,我们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以阶级为中心

埃里克是20世纪下半叶阶级理论最重要的研究者,亦是他这一辈人中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

造化弄人,当埃里克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他的博士学业时,他本想着简单处理一下马克思理论中的阶级概念,由此转向他真正感兴趣的国家理论。但很快他就发现阶级这一主题不容浮光掠影的涉猎,想要厘清阶级的概念定义、一系列的理论假说与经验预测,估计得花费至少数年的时间。

而最终的结果,他带领的跨国研究团队历经20多年时间,写了四本书和大量的论文才完成了这一任务。当埃里克转而寻找下一个研究对象时,他对阶级这一概念的理解已超越了所有马克思主义前辈,并迫使20世纪的主流学界不得不承认阶级理论的有效性。

尽管埃里克经常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标签意味着脱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他的阶级观念却是非常正统的,其中包含以下三个核心命题。

第一,不同于主流理论大多以收入来划分阶级的做法,埃里克重拾马克思的定义,视阶级为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剥削,指一群人通过控制另一群人的劳动来为自己提供生活所需。换句话说,阶级并不是由一个人的收入决定的,而取决于他如何赚取自己的收入。第二,因为阶级的存在依赖对于劳动的强制榨取,所以阶级对立不可避免。统治阶级必然害得被统治阶级不得安生,被统治阶级亦会奋起反抗。第三,这种对抗在某些条件下会形成阶级间有组织的冲突,或者说阶级斗争。

但是,这种表述为所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制造了一个核心难题:如何定义中产阶级?假如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中只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那这些夹在中间、两头都不占的人算什么呢?典型的例子如小店主和拿工资的职业技术人员,他们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呢?

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一般有两种。第一种说法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就能解决这个难题,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消灭中产阶级。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述就曾暗示过:在将来,中产阶级要么会沦为工人阶级,要么会上升成为资产阶级。所谓的理论难题是有保质期的,时间一过即告无效。

第二种回答认为尽管很多人看上去是“中产”,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种“中产”幻象就会消失。大多数所谓“中产”也不过是工人而已,只有极少数可被归为资产阶级。

所以,第一种答案声称在未来只会有两个阶级,而第二种答案则认为现在也就只有两个阶级。不管怎么说,只有两个阶级。

埃里克对这两个答案都不满意。第一,显而易见,中产阶级不是零余者,不会随着时间自然消亡。资本主义正积极地制造出大量中产阶级职位——店长、中层管理人员、职业技术人员等等。第二,即便许多“职业技术人员”不过就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人,却也有很多性质更复杂的岗位。这些人能对其他工人发号施令,他们的收入也不完全依赖工资,对自己的劳动有相当的控制权。他们的权力和拥有的选择迥异于一般的靠薪水吃饭的劳动者。所以说,中产阶级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如何将它塞进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呢?

埃里克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但很深刻。他认为中产阶级同时具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阶级的元素。小店主有点资产阶级的味道,因为他占有着生产资料,但他自己也必须参与店里的劳动,因此也有些工人的成分。中层管理人员既享有资产阶级的部分权力,能够对工人发号施令,却又像工人一样,无权干涉真正的投资决策。

由此,埃里克作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中产阶级处于阶级结构中一个矛盾的地位。这一论断的政治意涵是,中产阶级在客观上同时承受着来自劳工和资本两边的拉力。这一阶级中的成员最终会选择往哪个方向上走,这个问题是难以预测的,它将取决于一时一地特定的政治动态和环境条件。

现实的逐梦人

埃里克深知,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将阶级看作是一个科学概念,其背后依然有着某种道德追求。声称资本主义建立在剥削之上,实际上就是对整个体系的道德谴责。这种道德追求促使我们为一个没有压迫的、每个人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的、不会为掠夺和动荡所扼杀的社会而奋斗。

然而在二十世纪接近尾声时,许多进步派丧失了信心,不再认为这世上还有除了资本主义之外的选择。在左翼鼎盛时期,他们的信心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苏联,很多人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能够被超越的铁证。第二个乐观源泉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其历史理论似乎昭示着资本主义终将被一个新的经济系统所取代,就像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一样。

两种信念都被世纪末的巨变击得粉碎。苏联模式不仅垮台了,而且似乎还意味着后资本主义社会想象的破产。与此同时,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可以说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开始认为那种正统的认定“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有着严重缺陷。

埃里克也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论”很有问题。他对这一理论的拒斥源自于他和这一理论——尤其是他的好朋友杰拉德·柯亨(Gerald Cohen)所发展的那个版本——长期的对话。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目的论。左翼中的很大一部分不仅对社会主义究竟还有多大可能性满腹狐疑,甚至也说不上来社会主义本身代表着什么样的制度设计。

这些情绪反映在政治实践中自然会令人垂头丧气。为此,埃里克发起了他学术生涯中另一个大型项目,即“真实的乌托邦”系列。这一项目的初衷是简单的: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沿袭马克思本人对“给未来社会描绘详细蓝图”这一做法的厌恶,避免制造任何乌托邦童话。但埃里克认识到,刻板地拒绝想象任何具体的社会模式,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包袱。你不可能一面要求人们为了更好的明天抛头颅洒热血,一面又不告诉他们斗争的目的究竟是建立什么东西,只谈论一些抽象的原则。人们需要知道自己为之奋斗的另一种可能性究竟是什么。

“真实的乌托邦”计划的建立,正是为了提供一些基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具体的制度设计。它是乌托邦的,因为其中有些非常大胆的想法,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样貌截然不同。但它同时也是根植于现实的,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经验出发进行分析。

该项目的基本观点在埃里克本人的《展望真实的乌托邦》中已得到阐发。而项目本身,如之前关于阶级的研究一样,是一个跨国的、合作性的研究项目。该项目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编了六部书,每部书都围绕一个具体的方案展开——从立法改革、性别平等,到工作场所的民主等等,并且吸引了很多前沿学者参与其中。

日久才见人心

埃里克投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口气就是半个世纪。他在1960年代末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在当时那个充斥着激进者的大学校园中并不稀奇。但在他那一代人已经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抛诸脑后时,埃里克却坚持了下来。

更令人惊奇的是,他是在极度缺乏社会支持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的。埃里克不曾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他也没有融入《社会主义年鉴》或《新左派评论》那样的左翼知识分子环境。当地的政治活动他亦很少参加。他的社交基本属于典型的美国学术精英圈子。在他所生活的社会和智识环境中,不存在任何动力使他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

埃里克的坚持来自于他的内心,来自于一种强悍的道德和精神上的正直。他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较真的人,他一但相信某个主张是正确的,就不允许自己弃它而去。他一生秉持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因为他的道德信念不允许他甩手离开。真的,就这么简单。但正因为简单,所以才震撼。埃里克的持之以恒源于他的人格力量,而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坐拥着大量的社会和政治支持,但这些仍不足以使他们在左翼的道路上坚持下来。

同样的正直体现在他和学生的关系上。尽管赞美老师教书育人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对埃里克而言,这不仅是大实话,更是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指导了数十篇博士论文,这些博士论文的主题五花八门,完成这些论文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

他对任何提交的作业都不会仅做简短批注,而是会写很长的评语,往往比原文还要长。他把握核心论点的能力是惊人的。他经常能以更好的形式将一个论点重新表达出来。他帮了他的学术论敌们大忙,因为他能把这些论敌的观点提升到一个更高级更完备的水准,使之具有批判的价值。

埃里克度过了极其充实的一生,留下了令人目瞪口呆的遗产,但这一切仍然结束得太快。他甚至都没打算慢下来,更不要提休息了。他是我遇到的最幸福快乐的人。每逢有人问他最近怎么样,他的回答总是“嗯,我猜生活还可以更美好,但我实在想不出来我的生活怎么样才能更美好。”当他被癌症击倒时,他依然试着在乐观主义与看待未来的现实感之间取得平衡——正如同对待自己的道德追求一样。虽然他也为疾病感到哀伤,但亲朋好友都知道他并不害怕。

在他人生最后一段日子里写下的博客中,他明确拒绝了对往生的浪漫想象,“我不过是浩瀚银河中的一粒微尘”。对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这样的,但有非常非常少的一些人,是会比微尘的分量重那么一点点的。一路走好,埃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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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和人品几无挑剔”——祭我的同事赖特教授

刘思达/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说来惭愧,十年前那个闭关修炼、孤陋寡闻的我,社会学博士班读了快七年,居然还不知道江湖上有位大师名叫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直到2009年初,我受邀到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工作面试时,在饭桌上才听人说起这个名字,感觉像是个系里同事都很尊敬的大牛。于是我在第一次见到赖特教授的头天晚上,才在酒店房间里恶补了他写的几篇关于阶级的经典文章。

第二天上午终于见到了这个传说中的大牛,在他办公室里刚坐下寒暄了几句,赖特教授就笑眯眯地问我,我读了你的论文,你用的芝加哥学派的生态理论,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然后我和他就开始讨论这个颇有点难度的问题,不知不觉谈了整整半个小时,意犹未尽。七年之后,我写了五年才成文的那篇《场域与生态》终于发表了,我收到文章电子版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打印出来,在赖特教授的信箱里放了一份。那是我离开威大社会学系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而如果没有七年前的这次谈话,就根本不会有这篇文章。

赖特教授对系里年轻同事的悉心栽培是出了名的,每个在威大社会学系做过助理教授的人,都可以做见证。我从来也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作为一个职业社会学家,对阶级的概念也一直不以为然,觉得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没什么阶级,士农工商都是行业群体,所谓的阶级都是建构出来的。记得我和赖特教授这么讲的时候,是开始工作第一年,我们俩正从校园里那个小山坡上往下走,我赤手空拳,他推着一辆自行车。后来我想想,当时他心里一定挺不是滋味,一个年纪轻轻的助理教授,说话这么不走脑子,这么藐视他用尽一生心血来阐释的基本概念,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不过赖特教授是个非常有修养的人,从不发脾气,无论是对什么人,都能心平气和地讲话,让你如沐春风。那天也是如此,下了坡,他还是热情地带我去了一家本地咖啡店,聊了一个多小时。

当代美国社会学盛产二流学者和中层理论,能称得上大师的学者本就没几个,还要么人品不好,要么就有怪癖,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讲,赖特教授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学问和人品都好到几乎无可挑剔的人,所谓“教书育人”,他做到极致了。所以我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完全没兴趣,学术爱好和品味在那个人人血液里都仿佛流淌着数字的威大社会学系里也显得格格不入,但赖特教授还是一如既往地关照我、指点我,而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即使和你道不同,也不会只是不相为谋,而是照样能为你提出精辟而中肯的建议,让你的学问长进。我觉得,这个本事不是在一个一流社会学系混迹几十年就能练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学者的心胸要宽,要真的没有什么门户之见才行。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反正我直到今天还做不到,再过三十年也未必能做到。

麦屯的老师穿着大都很随便,我上课偶尔穿个西装都会被系里的同事嘲笑,赖特教授也不例外,平时的标配是衬衫马甲帆布裤,夏天偶尔还会穿个Crocs凉鞋。但他和其他同事的区别,是不但会穿衣服,还会脱衣服。比如2014年春天他受邀去台湾讲学,正赶上一场大社运,回到系里之后他很兴奋地在政治社会学工作坊上给大家谈运动观感,讲着讲着就开始脱衣服,脱到只剩一个背心,背心上写着那次运动的口号,一边脱还一边说:“大家好像对教授在课堂上脱衣服这件事都比较不自然啊,但没关系,我们这儿都是朋友……”赖特教授还爱骑自行车,这在系里是出了名的,即使是寒冬腊月,地上不是雪就是冰,他也照样骑,只是换个防滑轮胎而已。每年九月新生入学之后,他都会找一个周末组织学生和他一起骑车环游麦屯,骑遍大小景点,骑到最后一圈,学生们都累趴下回家了,他就一个人骑完。后来有一次系里老师开会,谈到什么时候退休的问题,他轻描淡写地打比喻说:“我准备死在马鞍上。”——我当时心里偷笑,把马鞍换成自行车座,或许更精确些吧。可现在他真的走了,我又想起这句话,却再也笑不出来。

都说患难见真情,我和赖特教授的交情,原本一直平淡如水,直到我2015年评终身教职时遇了一劫,才看清了许多人和事。系里第一次评议投票时,赖特教授因为担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会长,那天正好出差没参加讨论,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他也回来了,然后第二天就拉着两个同事去找系主任理论,居然为我争取了重新评议的机会。那是我学术生涯里最痛苦的一个多月,仿佛进地狱里走了一趟又出来,如果没有他和其他几个同事的支持和帮助,真不知会怎么样。后来系里重新投票只差一点没有通过,赖特教授到我办公室里劝我说,不要再向学校申诉了,因为改变结果的可能性为零,而且会给我找工作造成负面影响。说实话,我至今都不确定他说得对不对,但我最终的确没有申诉,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信任他。虽然我心里知道,他说这些话,不只是为我好,也是为那个正风雨飘摇的社会学系好。

后来听人说,一年之后系里老师开会,赖特教授提起这件事,当众掉了眼泪。我没见过他掉眼泪的样子,甚至想象不出来,因为记忆里的他,始终都面带笑容。他去年生病之后,开始写一个博客,也给我发了链接,但我从来都没忍心去读,直到现在也如此,因为我拒绝想象,没有赖特教授的威大社会学系是个什么样子,没有赖特教授的这个世界又是什么样子。他写的最后一本书叫《展望现实的乌托邦》,那是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独白,书不是我的菜,却还是让人肃然起敬。昨天他去世的噩耗传来,我居然很平静,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想,如果社会学也像宗教一样,会把死去的人尊奉为圣徒,那么赖特教授就是社会学的整个星空里最接近圣徒的人。圣埃里克,愿你在天堂安好,留下我们这些现实的人,面对你笔下的乌托邦,自惭形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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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史中,从未缺席的白人女性

1928年三K党在华盛顿D.C.的游行,图中所见大部分是女性

在科罗拉多三K党的指示下,柯尼·肯德里克森抱着C4炸药试图谋杀黑人民权运动家,却因擅自更改炸弹安装地点,而意外炸死了自己的丈夫和同伴—当地三K党的两名骨干,自己也面临重刑。斯派克·李电影《黑色党徒》结尾的这一幕,反映了美国社会对白人至上主义运动中女性的认识:她们往往是邪恶又笨拙的家庭主妇,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而作茧自缚。而即便这样的偏见,在传媒看来也已经是巨大的进步,毕竟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女性也参与过白人至上主义运动。

事实上,早在1920年代,三K党就吸引了至少150万的女性会员,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继续对白人女性持有刻板印象。直到现在,关于各类民权运动的史料中,纯粹的反派都是白人男性。民权运动博物馆中,也鲜少见到白人女性的身影,她们既不是典型的革命者,也不是有头有脸的恶棍。当前媒体对当代极右翼运动的报道,从夏洛特维尔集会到“骄傲男孩”在曼哈顿的街头斗殴,也在不断强化其浓厚的兄弟会色彩。右翼运动仿佛是白人男性暴力荷尔蒙的产物,而白人女性只会为了嘉年华般的妇女大游行走上街头。

《黑色党徒》海报

美国最近几次大选和中期选举中,白人女性对共和党的高度支持,也总被解释为依附于白人男性精英的自然结果。流行的解释认为,白人女性作为优势种族和弱势性别的双重身份,让她们处在永恒的认同焦虑中。这种认同焦虑使得白人女性选择依附于配偶,以支持后者的种族主义主张作为条件,来换取稳定的财富和地位。主流解释框架虽然点出了交互性身份的重要性,却预设了白人女性总是被动屈服于男权统治。

历史学者伊丽莎白·麦克雷(Elizabeth McRae)在著作《大规模抵抗中的母亲》(Mothers of Massive Resistance)中挑战了这种主流论述。她通过挖掘1920年代到70年代未被重视的历史档案,揭露出白人女性在种族隔离和新右翼(New Right)运动等中的核心地位和独特作用。女性运动家的参与不仅跨越几十年,而且有效激活了美国各地之间的运动纽带。因此,白人女性不再是种族性别阶梯上那层尴尬的夹心,只能被动加入两个对立阵营中的一方,而是独立自主推动种族主义进程的草根运动家。

《大规模抵抗中的母亲》书封

大规模抵抗中的女性运动家

大规模抵抗(Massive Resistance)一词由前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哈里·博德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后提出,原指一系列阻止废除种族隔离的法律。在本书中,也泛指任何支持白人至上和种族隔离的草根运动。

麦克雷在书中重点刻画了四位白人女性运动家:密西西比的弗罗伦斯·欧格登(Florence Sillers Ogden)和玛丽·凯恩(Mary Dawson Cain)、北卡的内尔·刘易斯(Nell Battle Lewis)和南卡的科妮莉亚·塔克(Cornelia Dabney Tucker)进行大规模抵抗的经历。她们从不同方面—福利政策、公共教育、选举政治和流行文化层面—推动和维护着白人至上的议程。相对最知名的欧格登是多个非营利组织的核心成员,60年代全国性组织“妇女为立宪政府”的发起人,她同时在地方报纸负责一个如何保卫白人至上的专栏,坚持了四十多年;凯恩直到80年代去世都是密西西比派克县主要报纸的拥有者、出版人和专栏作家,对自由之夏等民权运动进行了百般污名;刘易斯从1920年代一直到50年代去世一直是北卡首府罗利市报纸的专栏作家,她的白人至上论中夹杂着当时极其进步的女权主义立场,让人更难分辨出她论述的欺骗性;塔克自1930年代起就多次组织全国性的运动维护南方的州权,她积攒的人脉使其得以进行跨州的联动。讽刺的是,尽管这些白人女性运动家们在社区层面持之以恒地做着动员和宣传工作,她们破坏力巨大的草根行动,却被全国性政策和男性政客的言论所掩盖。

为了回应既有研究的精英主义视角,麦克雷的观察始终是自下而上的,着重刻画女性运动家面对不同社区、不同政治机遇的组织策略,因而也得以揭示白人至上主义在不同情境下看似迥异、实则一致的面孔。比如1930年代,大部分运动家都对新政干涉州权感到深恶痛绝。在罗斯福试图在最高法推行“司法改组”后,塔克独立发起了全国范围的抵制,收集到几十万的签名,动员大众向国会寄送了15万份抵制电报。整个过程绝大部分参与者都是白人女性。同一时期,欧格登却是罗斯福的坚定支持者。作为种植园主的后代,新政的农业补贴给她带来了20多万美元的收益。她游说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等部门对地方公共事业进行大力支持,因为大多数新建的医院和图书馆都只向白人开放。欧格登还成功用联邦政府的资金为家乡兴建了面向白人的乡村俱乐部。因此,是否支持一个政党和政客并不是评判运动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标准。事实上,麦克雷描写的这四位运动家,都在不同时期支持过民主党、共和党和更激进的州权民主党,政党只是她们实现白人至上蓝图的策略性工具。

让白人女性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的,不是某个特定的党派,而是几十年间进步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潮的发展。比如针对埃莉诺·罗斯福的反隔离立场,女性运动家将其描绘成一个不合格的白人女性,民主党的叛徒。通过将埃莉诺定义成唯一的敌人,普通黑人的诉求和运动家的努力被忽略,种族隔离议题被简化成白人内部的争议。战后联合国的建立,人权宣言的通过,也成为白人女性运动家攻击的靶子,联合的契机。通过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描述成干涉美国基础教育、挑拨种族关系的境外势力,运动家们将白人至上、州权、反国际主义和反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吸引了各路极端右翼,包括新纳粹势力的支持。白人女性的动员也加速和巩固了南方的政党重组。1952年,59%的南方白人女性投票给共和党,比同期的南方白人男性高了18%。

玛丽·凯恩竞选州长的宣传

女性运动家们的努力当然不都是成功的。由于歧视,她们无一人成功当选议员或州长。但竞选过程本身,进一步巩固了她们在当地社区甚至全国范围的声望。比如玛丽·凯恩通过竞选密西西比州长,积攒了足够的人脉,从而使她得以进行更为大胆的行动。1952年,因为参与抗议联邦社会保险税,拒缴税款,联邦政府派两位专员把凯恩报社办公室的门上了锁。见此情形,凯恩拿着一把锯子冲进报社,硬是把锁锯断。她捍卫新闻自由的英勇举动获得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也为她赢得了众多保守派粉丝。全国各地有七千人写信到她报社支持她的行动,人们更是尊称她为“钢锯玛丽”(Hacksaw Mary)。

大规模抵抗的全国性网络

大规模抵抗之所以有这样的规模,并非只是个体运动家作为孤胆英雄的功劳。白人女性运动家们是政党和社会组织间连接的重要桥梁,她们由点及面支撑起极端保守派的全国性网络。

全国性的社会组织保证了一个州发起的活动可以很快传递给各个分部。这些组织不仅包括臭名昭著的“约翰·柏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更有几十上百个女性发起和占主导的团体,欧格登创办的“妇女为立宪政府”只是其中之一。比如成立于1890年的“美国革命的女儿(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DAR)”,只招募与美国独立直接相关人士的女性后裔,是白人女性运动家们最重要的组织资源之一。战前,DAR帮助塔克在北卡开展对教科书的审查,战后,在欧格登的不断游说下,DAR官方取消了对联合国的支持,转而批评其侵犯少数族裔白人(白人在世界人口中占少数)的权利。如今DAR依然是个重要的社会组织,上世纪末开始,它通过吸收少数族裔来显示自己对多元性的尊重,而大众似乎也慢慢忘记了其种族主义的历史。

“美国革命的女儿(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DAR)”社会组织

各类非正式的女性俱乐部、读书会对白人至上主义的作用也绝不能小觑。比如“分钟女性”(Minute Women of the U.S.A.)是50年代最大的反共草根组织,它深入各类乡村,不仅是麦卡锡主义的传声筒,更成功将反共意识形态和反黑人民权嫁接起来。DAR和Minute Women这类组织的区域分部,进一步孵化出很多基于特定议题的女性网络,有利于短时间内动员起大量的人口。另外,看上去价值无涉的行业和校友协会,比如美国律师协会、家长教师协会(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PTA)、甚至如今以捍卫女权自居的美国大学妇女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都曾与极端保守派女性和运动家们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酵的公校校车接送争议,最能体现白人女性组建全国性网络的能力。运动家艾琳·麦凯布在底特律郊区发起了名为全国行动组(National Action Group, NAG)的组织,号召普通女性抵制种族混校。无数白人女性志愿加入行动,在主干道围堵校车,将车辆用铁链拴住,在校门口集体辱骂黑人学生。1972年,NAG还组织了“母亲大游行”,一群身着围裙的女性一路从密歇根游行到华府抗议政府的校车政策。底特律的运动模式激励了其他州的居民和行动者,校车政策推行之处,到处可见游行罢工、宗教私校扩张、和白人中产向郊区的转移,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波士顿的组织。1974年,前众议员、波士顿市议会的路易斯·希克斯(Louise Day Hicks)组建了以女性为主导的草根组织“恢复我们被异化的权利(缩写为ROAR吼叫)”,用烧车模等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干扰种族并校。这些草根动员引发了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注意,波士顿的女性运动家们被邀请到北卡夏洛特交流斗争经验。同时,她们也积极邀请包括三K党在内的组织为她们的下一步抗争提供思路。正如麦克雷所总结的,当男性议员们坐在议事厅讨论可能的对策时,是女性运动家们在打印传单、组织秘密读书会、召集中产家长会议、建立组织进行全国串联。

最终,波士顿还是实行了强制校车计划,促使白人大量出走。短期来看,白人至上主义者在法律上打输了一役,但最终历史又吊诡地宣判了他们的胜利。强制反隔离政策并未带来真正的教育资源平等,如今波士顿等地的教育和居住隔离,比70年代更甚。

1973年路易斯·希克斯(右下)在波士顿抗议中

白人女性的社会运动角色

麦克雷研究的意义,还在于点出了女性对自身再生产角色的颠覆性利用。主流理论认为,女性早期没有选举权,后来依然大量被禁锢在家庭内部,从事家庭教育等再生产工作。她们在投票上往往遵循配偶的意愿,在社会运动参与上也不可能积极,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因此十分有限。

然而,麦克雷却指出,社会对白人女性这种再生产角色的期待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早在1920年代,八九成的小学教师就都是女性。之后的几十年间,女性还大量参与地方的人口统计,社工探访,福利制度监督,投票登记以及医护工作。这种职业上的性别分化,一方面导致女性永远无法直接影响主流政治,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社会政策的实际执行方往往都是白人女性,是她们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保证了男性制定的种族主义政策渗透到最基层的领域。

麦克雷的史料还显示,白人女性利用自己作为家庭教育者的角色,将自己塑造成下一代白人健康成长的代言人。1950年代反对联合国运动中,欧格登等人声称,白人女性最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因而也就有更大的正当性去阻止外部势力干预白人社区的教育。1970年代波士顿校车争议中,希克斯则更明确地提出,强制校车争议就是一个关于女性的议题。因此,选举政治上的绝对弱势和主流社会的性别歧视,反而逼迫白人女性化劣势为优势,在白人至上运动中抢占话语权,作出不可取代的贡献。

这一视角在另一位历史学家凯瑟琳·毕鲁(Kathleen Belew)的《把战争带回家》(Bring the War Home)中也有体现。毕鲁追溯了美国白人权力运动的越战根源和直到1990年代的发展态势,其中也专门提到了白人女性的作用。FBI解密档案的分析显示,白人女性在崇尚暴力仇杀的白人权力运动中也不都是敲边鼓的角色。她们不仅被公众和男性运动家定位成白人种族延续的关键,也起着关键的组织支持,跨组织串联作用。更重要的是,她们深谙主流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反过来利用这一点来假装弱者和需要保护孩子的母亲,正当化自己对少数族裔男性的暴力。在运动中的核心领导者落难被捕后,正是他们的女性配偶声泪俱下地编织谎言,成功骗取了白人陪审团的同情。1988年著名的阿肯色州史密斯堡审判中,由于女性运动家的关键性作用,13名男性白人至上主义者全部被判无罪。

21世纪白人至上运动中的女性

麦克雷和毕鲁的论述局限在20世纪的白人至上主义运动,这当然并非白人女性“黑历史”的终点。如今,她们继续在白人至上主义运动中扮演着相似,甚至更加抢眼的角色。

从老牌组织“南方联盟”到新生力量“欧洲认同”,都有各个年龄段的活跃女性成员。2017年的夏洛特维尔集会后,尽管男性新纳粹和另类右翼和往常一样占据了报道头条,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白人女性在其中从未缺席。整个前期动员中,女性运动家负责着参与者的交通和住宿安排,集会之后,则有女性安排社交和庆祝派对,进一步巩固参与者之间的联系。这种女性的介入模式,是1920年代白人女性在三K党中工作特征的延续。

但同时,与麦克雷的发现一致,女性也不仅是男性主导组织中的陪衬,而是独立的议程设置者。女性运动家创办了“停止美国的穆斯林化”(Stop Islamization of America)等反穆反移民组织,同时也在积极争取白人至上运动中更多的公共话语权,而数字媒体正在帮助她们实现这个目标。艾拉·斯图尔特是白人至上主义博客“有目标的妻子”(Wife with a Purpose)的拥有者、视频播主和各种右翼社交媒体的推广者,她自称受到左翼的骚扰,被迫站出来维护传统价值。年仅21岁的佐治亚女生艾维蕾·霍尔顿自从在夏洛特维尔崭露头角后,就开始通过YouTube频道和 Medium专栏,怂恿更多的千禧一代女性加入白人至上主义运动。不过和大她两岁的极右网红劳伦·萨瑟恩相比,霍尔顿还远未成气候。萨瑟恩的推特和YouTube有几十万粉丝,她制作的关于南非种族灭绝白人的阴谋论纪录片获得了福克斯的报道和特朗普的关注。通过合办节目,出国访问,她正和其他国家的女性白人至上主义者打成一片。斯图尔特、霍尔顿和萨瑟恩等为新一代女性极端右翼指出了新的可能:也许她们并不需要主流媒体,也不一定要和男性合作也可以出名。

不过,主流社会的偏见和漠视不会在短时间解除。一个萨瑟恩的成名,意味着有更多不知名的白人女性,在各类大学姊妹会、高校共和党人、亚文化光头党和包装成进步女权的组织中植入着极端保守主义的基因。在美国“后种族”社会的谎言遮掩下,她们的动员变得更加隐蔽。她们被从白人至上主义运动中淡化乃至抹除的历史,印证了男权论述的无孔不入。而人们越是持有男性主导社会运动的偏见,这些女性就越能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改变历史。

本文原载于澎湃思想市场,由澎湃授权转发。

参考书目

  • McRae, Elizabeth Gillespie. 2018. Mothers of Massive Resistance: White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White Supremacy. 1 edi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lew, Kathleen. 2018. Bring the War Home: The White Power Movement and Paramilitary America. 1st Edition ed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你所不知的迪士尼:童话的暗黑与乐园的虚幻一面 | 针尖多味听觉馆

英国涂鸦艺术家Banksy的画作

小水母、鸽子/主播
Sonia/声音编辑
鸽子/文字编辑

说起迪士尼,你一定会想到美丽的公主、英俊的王子,还有可爱的米老鼠唐老鸭;走进迪士尼乐园,你也一定会被城堡、烟花雨童话般的欢乐氛围所打动。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迪士尼的造梦故事也曾有暗黑的一面:1933年的《三只小猪》大灰狼长着犹太人的大鼻子,还操着一口犹太式英语;1946年的《南方之歌》黑人叔叔仍然以奴隶身份出现。这些被指种族歧视的“黑历史”,折射着暗流涌动的美国社会的本来面貌。

除此之外,“迪士尼化”本身也成为了一个专有概念,在形容城市化扩张与消费体验模式的同时,引起了学者的警惕和思考。

《三只小猪》中的犹太人形象

《疯狂动物城》中的树懒

去年年底之前,鸽子去上海的迪士尼游乐园玩了一趟。碰巧,早前小水母曾去过位于美国加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两个迪士尼乐园。节目录制时,恰逢2018年冬至夜晚,小水母和鸽子从各自的迪士尼乐园的游玩体验讲起,聊了聊与迪士尼有关的文化作品与消费模式。

你会听到:

-香港、上海与美国的迪士尼有什么不同?
-迪士尼游玩体验:巡游、烟花与游客
-迪士尼文化中曾经也有种族歧视的映射?
-从《冰雪奇缘》到《疯狂动物城》,近两年的迪士尼的动画观念上有什么更新?
-什么是“迪士尼化”?城市的“迪士尼化(Disneyization)”是什么意思?
-迪士尼的体验型消费模式
-《佛罗里达乐园》与迪士尼化的另外一面

P.s 对了,我们在播客中没提到的一件事,是英国涂鸦艺术家Banksy联合50名艺术家,把英国一个废弃的主题乐园打造成酷似迪士尼乐园的「反乌托邦乐园」。这个暗黑版迪士尼的名字叫做 “Dismaland Bemusement Park”——它的宣传语是,英国最让人失望的新游乐区。讽刺的是,这里展现的童话反面,全部取材于社会现实。

Dismaland宣传海报

相关链接:

-《从〈南方之歌〉到〈疯狂动物城〉,迪士尼经历了什么?》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80750.html

-《八十年后,王子终于露出了真实嘴脸——从迪士尼公主电影看女权主义的发展》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6525192/

-《警惕中国城市建设中的迪士尼化现象》
http://www.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11580.html

– The Disneyization of Society -by Alan Bryman

-《佛罗里达乐园》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6778790/

-暗黑版迪士尼樂園開張!塗鴉大師Banksy打造全新反烏托邦社會
https://www.gq.com.tw/life/travel/content-236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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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游牧者:北京的废品回收者们

图片来源:环保街知事

“回收手机、电脑、空调、电视机……”无论你居住在哪个中国城市,对这样的声音一般都不陌生。“收废品的”走街串巷,常骑着两轮或三轮小车,上面载着的扩音器循环外放着这句话。

这个常由“外地人”构成的“流动”着的群体被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者Carlo Inveradi-Ferri赋予了“城市游牧者”这一比喻式的称号。他们的“流动”既指他们如其他外来务工人员一样从外地流动到大城市,指他们日常生活中为寻生计日复一日地走街串巷时的流动,也指不可见的、通过有意的市场选择在社会中的流动。Inveradi-Ferri从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所描述的北京“城市游牧者”为我们展示了这一群体的特征。

老张:个体层面的“游牧”者

老张是一个44岁的山东汉子,他在九十年代早期孤身来到北京打工来赚钱养活家里的妻儿以及缴纳超生罚款。最初的二十年,他都在建筑工地打工,“赚得不少,但是太累”。所以,前些年,他离开了工地,转行干起了废品回收。白天,老张就在市内收集旧电话、头发、水彩画等废品。到了晚上,他并没有固定的住处,常辗转于北京郊区一圈的若干廉价居所之间,住一晚的费用通常不会超过十元钱。“你总能找到住的地方,只是有时会贵一些。”

“现在我没有‘老板’了,我就是自己的老板。”尽管废品回收是被一定程度污名化的工作,但进入这一职业却让老张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和自我身份的认同。这样一种“自由”的自我认知,也有助于他和同行们,尤其是同行的老乡们建立某种互帮互惠的社会网络。所以到了后来,老张常常和同行的老乡们就近住在一起,斗地主、打牌、喝酒,还可以把收来的废品直接卖到郊县的废品回收站,免去了之前卖给二道贩子的差价损失。虽然他们形成了某种群体,但是在白天业务多变、晚上居无定所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是“流动的”。

“高端”从业者们:群体层面的“游牧”者

与老张和他的老乡们不同,同处于北京废品回收行业的另外一个群体有着另外的面貌,那就是来自河南(尤其是信阳)的废品回收者们。这些人多数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来到了北京从事废品回收,因此到现在基本占据了这个行业的“高端”位置,不需要从事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搜罗废品的“低端”工作。因此,他们已经在郊区(比如东小口)有了自己的相对固定的居住区,里面有若干卖家乡菜的餐馆、有直达河南的大巴车。

在这个社区里,河南话不仅是通用的生意语言,还是每个人都说的生活语言。同时,这一群体也开始有了某些抽象层面的符号化资本的积累,比如,据传外地人北京的废品回收的起始是一个信阳学校的校长,他在上访过程中因为生活费花光了所以开始收卖废品,从而开启了这个行业。这个故事本身真假难以考证,但有助于信阳人在这个行业中树立了某种道德地位。

表面上看,这些人似乎已经“定居”北京,并型塑了北京的这个区域。但是他们实际上依然是某种程度上的“游牧者”。随时可能出现的在产业、土地、城市管理等方向上的调整与变化都驱赶着他们向其他地方迁徙。

在八十年代,他们最初聚集于二里庄,但随后那里由于再开发计划被拆除,于是他们就迁往八家地区。而当后者在新世纪再开发规划中再被拆除后,他们就迁徙到了东小口地区,而后又搬迁了一次。所以,即便是这些处于废品回收产业中“高端”位置的外来人群,依然是不断地在这个城市中迁徙、“游牧”。

城市游牧者:在跨区域人口流动之外的流动性

每一年春运期间火车站前排出的长队景象几乎占据了大众对于“人口流动”的印象 —— 从一个出发地前往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迁徙被认为是受到了宏观经济结构的影响,而其中的个体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注意。他们就像春运长队照片中的人,这些个体的故事和行为能力(agency)常常被忽略。

在本文中,Inveradi-Ferri所描述的被称为“城市游牧者”的人口流动方式则是一种较少被主流关注的对象,但却同样真实地生活在中国的城市中。

这些城市游牧者们通过一系列方式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从正式工转为自主就业、与其他老乡协调、从亲属中寻找新的经济活动。这种手段已经不限于在常规视角下的“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日复一日循环发生的、通过在城市中流动求生的方式。在个体的层面上,Inveradi-Ferri认为老张每天前往不同的街道回收废品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在城市中流动的情况下的求生策略。这些例子展示了在社会中存在的压迫下,劳动阶层适应并反抗这些现状并在常规的生产领域之外另辟蹊径并求生的方式。

但“城市游牧者”并不限于物质层面。正如老张在文中所说,尽管成为一名“城市游牧者”代表着失去相对稳定的建筑工地工作,但是他成为了“自己的老板”。文中一个群体在废品回收领域中树立了他们的“道德地位”。Inveradi-Ferri认为这些现象代表着在经济行为之中,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共有经历、记忆和价值系统,并从中催生了一个社群的集体身份认同。这样特别的集体身份认同则将他们区分于本地群体和他们的老家人。

在传统儒家社会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以及建国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逻辑的影响下,我们多数人,包括政策制定者以及社会管理者们,实际上很难想象这种处于不断移动、迁徙、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以及这样的生活状态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篇论文观察了北京城中的废品回收者们,并提出了“城市游牧者”这样的概念。当中国城市乃至社会治理常关注在常规生产领域的人口和他们的流动时,这些在常规生产领域外的“城市游牧者”们和他们形成的独特认同或许也是一个需要被正视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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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Inverardi-Ferri, C. (2018). Urban nomadism: everyday mobilities of waste recyclers in Beijing. Mobilities,13(6), 910–920. https://doi.org/10.1080/17450101.2018.1504665

特朗普也难以改变的美国外交大战略

图片来源:Flickr/DVIDSHUB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有一个主线为“追求在国际舞台上领导地位”的外交大战略。它由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保持军事优势、构建和维持盟友体系、将其他国家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和市场、防止核武器扩散。七十多年来,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谁是美国总统,这一大战略一直保持稳定,延续至今。

美国为何能维持外交大战略?一些学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实力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单极地位,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然。伯明翰大学国际关系教授Patrick Porter则指出,美国外交大战略得以保持稳定的关键在于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外交政策习惯。另外,美国政府部门、智库研究机构及企业等“圈内人”组成的外交政策精英集团,在影响和推动外交政策习惯形成的同时,也起到防范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的作用。

什么是外交政策习惯?

外交政策习惯是一种路径依赖:政策决策者通过某种固定的逻辑和方式分析、处理问题。“习惯”在决策思路上不同于严格考察成本收益比的因果推论、刻意追求某种规则和范式的意识形态,在决策过程中也有别于传统官僚中政府部门决策的讨价还价、组织和个人利益的驱动。它更多是一种集体性的惯性、先入为主的观念。

外交政策习惯有利有弊。它有利的一面在于,习惯的力量可以形成制度规范,使得外交政策议程制定、政策工具设计更为聚焦,并且防止政策精力被“圈外人”天马行空的幻想分散。但另一方面,政策习惯也是一种自我限制。面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剧烈变化,习惯有时候无法应对实际情况,并且可能会导致监督缺失,产生政策失误。

美国的外交政策习惯从何而来?

研究者认为,美国“领导世界”的习惯根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称霸全球的相对实力和国际地位。二战在摧毁多数欧洲老牌强国的同时,也刺激了美国的工业扩张、加强了国家能力。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度垄断核武器、远程轰炸机等战略武器,美元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些因素确立了美国政策精英重塑国际安全秩序的信心。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全球乱局,也改变了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思维,让当时的美国外交政策精英迫切要求将美国的实力和技术优势转化为美国设计制度下的全球霸权。这一大战略也通过建立北约和马歇尔计划等得以实现。虽然在60年代和70年代,大战略由于越南战争、美国国内的民权经济危机等内外因素暂时受挫,它在里根上台后又强势回归,并延续至今。研究者指出,此外交政策习惯对政策精英圈子有“极大的吸引力”、“远胜过于任何公众意见”。

研究者也说明,外交政策精英们对于大战略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可能存在不同意见,比如人权问题、是否参与多边机制、是否对某个特定事件实行干涉介入。但总体而言,政策精英们希望美国依然能掌控全球秩序的主导权,害怕美国从国际舞台上撤退,反对美国放弃对盟友的义务。他们认为这些会导致国际政治重回阵营对抗、经济停滞的状态,并可能引发更大的灾难。在政策精英们看来,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是唯一的大战略,在这个大前提下才可以有具体的政策辩论。

外交大战略有没有可能被改变?

研究者指出,美国的外交大战略是否会改变,取决于外部环境变化程度是否足以改变现状,以及决策者是否愿意克服国内的重重阻力来做出改变。改变美国外交大战略的典型案例就是尼克松的外交政策。

在美国面临诸多内外挑战的情况下,尼克松下决心减弱美国在其它地区的影响,接受“多极世界”的现实。尼克松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并与苏联缓和关系,将苏联看作后霸权世界一个将长期存在的对手和伙伴。但要做出这一改变,尼克松就得在国际舞台和国内政界都经营权力政治。尼克松通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搞秘密外交,并越过国务院、国会中的传统外交政策精英,将外交安全事务决策集中在一个小圈子里。尼克松下台后,这一做法也就随之终止。

特朗普会不会改变美国外交大战略?

特朗普作为政治“圈外人”闯进白宫,其秉持的“美国优先”理念,对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大战略构成了严峻挑战。对于大战略,特朗普也想改之后快。但事实上,特朗普执政以来,他对于美国外交大战略的继承的一面要超过改变的一面。这既体现于特朗普在对中、俄的强硬姿态,也表现在当特朗普轻举妄动时,外交政策精英们的抵制和反对。后者在叙利亚撤军事件中就可见一斑。

美国的外交大战略及其稳定性也有助于解释和预测中美关系。美国由于追求国际领导地位,自然就将快速崛起的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并全力加以遏制。从这个角度看,中美竞争乃至对抗或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的某种共识,这也将是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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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Patrick Porter, Why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Has Not Changed:Power, Habit, and the U.S.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201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No. 4 (Spring 2018), pp. 9–46, doi:10.1162/ISEC_a_00311

玫瑰与鹰 ——罗莎·卢森堡逝世一百周年祭

罗莎·卢森堡

郑孜研/作者

本文原载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原标题为《罗莎·卢森堡逝世一百周年|暴力革命者还是人道主义者?》,转载已获授权。

无论如何,我知道没有一本书能够把19世纪最后十年到1919年1月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暗杀这段历史时期讲述得更清楚——这两个斯巴达克同盟的领导者、德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于柏林死在掌权的社会主义政权眼皮底下,并极有可能是在其默许之下。

——汉娜·阿伦特,《革命女英雄》(A Heroine of Revolution, 1966)

历史绘就的“矛盾”肖像画

一百年前的今天,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03.05-1919.01.15)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 1871.08.13-1919.01.15)这两位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被“自由军团”杀死了。整个故事中没有丝毫的浪漫可言,尽管其中既有玫瑰(女名Rosa本意为玫瑰)也有骑士(姓Liebknecht中的knecht与英文词kinght同源)。忙于镇压“叛乱”、恢复“秩序”的德意志国(非正式的名称是“魏玛共和国”)尽管压制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们领导的革命,但却也并没有能力将德意志从危机中拯救出来。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和由此引发的政治危机最终让“民主的”“有秩序的”德意志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将历史舞台拱手让给了纳粹党。

从宏观上看,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死是德国革命失败的预演。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曾受马克思与恩格斯亲自领导的欧洲资格最老、力量最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取得议会领导权之后日益固守其议会地位,脱离最初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1914年8月4日更是投票支持战争拨款。这场战争就是后世的人们熟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等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终于决定与其主流路线分道扬镳了。他们组织了德国共产党的前身即斯巴达克同盟,试图将工人运动激进化。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他们更是力图在德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让革命的烈火烧向西欧。然而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他们失败了。杀死他们的直接凶手是惧怕革命的军官团,但默许了这一切的,正是他们曾经的同道、已经执政的社会民主党。

相比于卡尔·李卜克内西这位坚定的斯巴达克骑士,罗莎·卢森堡的身后争议显然要大得多。李卜克内西被列宁称赞为“以革命精神进行议会斗争的典范”,同时也是右翼眼中的“叛国者”、“煽动暴乱的骑士”。他的形象是清晰的、边界分明的、棱角凌厉的。但罗莎·卢森堡就不同了。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者们视她为烈士,但在这重光环之下却又有大得多的“内部争议”。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她的资本积累理论)、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关于政党组织的理论都与列宁存在相当的张力,这是为马克思主义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她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实践——她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以及曾经有过的组织上的抵制)以及她组织革命的行动——也同样引起类似的争论。

在她尚且在世的年代以及刚刚去世不久的年代,她既是德国的激进分子们的精神领袖、共产主义的殉道者,也是保守派眼中的“红色罗莎/红玫瑰”(即像带刺的玫瑰一样难缠的对手)、“恐怖分子”。直接杀害了她的军官团对她从来都只有谩骂。共和制度下的德意志国总理、社会民主党右翼菲利普·谢德曼则幸灾乐祸地说(可见于他的回忆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

你们瞧,他们的恐怖主义策略是怎样让他们自食其果的!

另一边的列宁则在1922年的《政论家札记》中对她进行了这样的盖棺定论:

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

列宁这话是针对保罗·列维(Paul Levi)出版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而说的。这是卢森堡最有争议性的一部手稿。列维也是响应了卢森堡关于建立斯巴达克同盟的倡议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在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死后担任了斯巴达克联盟的领导,但后来因为日益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被开除出党。当列维被开除出党之后,他从卢森堡的秘书玛蒂尔德·雅各布(Mathilde Jacob)那里找到了卢森堡生前对十月革命进行批判的手稿并将其出版(尽管有不少证据显示这违反了卢森堡生前的愿望),意图明显是针对布尔什维克的。

不管怎么说,谢德曼的评价也罢,列宁的评价也罢,总归描述的都是作为革命者的卢森堡。但自列维出版卢森堡的手稿起,温和派和激进派对卢森堡的评价就已经开始分化了。温和派强调卢森堡“重视民主”的那一面,这显然试图以此来向苏联的“暴政”进攻;尽管她毫无疑问一向提倡暴力革命,以至在她牺牲后的一百年间,最坚定的保守派和极右派送给卢森堡的称号始终离不开“恐怖分子”。激进派则正相反。不论是卢卡奇·捷尔吉还是克拉拉·蔡特金(她是卢森堡的好友),强调的始终都是卢森堡“犯下错误又很快改正错误”的那一面以及领导革命的那一面。

而后,正如阿伦特在《革命女英雄》一文中所言,随着卢森堡的私人书信集出版,她的形象“发生了奇特的转变”,因为书信集显示出来的是卢森堡的“单纯感人的仁慈与诗意的美好”。这无疑让她的形象变得复杂起来。除了最坚定的保守派,其他人对她的评价都开始有所软化,喜爱她的人从左翼及其支持者扩散开来。在传记《黑暗时期三女哲》中,作者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几次提到了这位“隐藏的第四位女哲”对三女哲中的两位——汉娜·阿伦特和西蒙娜·韦伊——的精神底色的塑造。阿伦特和韦伊虽然绝不赞同任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但都对卢森堡钟爱有加,这显然是受到了她的私人书信集的影响。

卢森堡的形象变得日益复杂的进程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之中被强行打断了。在斯大林逐步取得领导权之后,各国的共产党对卢森堡的评价开始趋于极端,将卢森堡的理论和革命实践统统划归为错误;若不是有列宁的盖棺定论,她可能会名节不保。她的著作几乎被各国共产党禁止出版,这显然与列宁的愿望(“出版全集”)相去甚远。寥寥几种有关卢森堡的介绍和回忆录在日渐紧张的时局中显得不合时宜。而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份里,人类文明毁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所有人的头上,与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列宁这样的传奇人物相比,左翼阵营中“实在不是那一类型”(阿伦特语)的卢森堡几乎要被忘记了。反倒是“自由军团”衣钵的直接继承者纳粹党很是青睐这个重要的敌人——毕竟,他们需要共产主义的敌人来打倒,而共产主义者、“叛国者”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个被强行打断的进程自苏共二十大的“反个人崇拜”之后才开始延续。斯大林主义产生了诸多的问题,斯大林神话开始动摇了。对斯大林主义失望的欧美新左翼从历史的故纸堆中重新发现了卢森堡。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个共产主义者内部的“异端”身上的复杂特质显然很对欧美新左翼知识分子(乃至同时代的部分右翼知识分子)的胃口。难道卢森堡不是对布尔什维克的变质作出了精准的预测吗?她对十月革命的批判,不正表明她才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潮的先驱吗?她的民主思想,再加上她的温柔与善良,以及她对生活的热爱——她有着“小女人”的一面,热爱文学艺术,为自然风光由衷地喜悦,侍弄花草,为动物的不幸而落泪——这不正是一个理想的对抗专制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吗?不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支持者似乎都忘记了“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手上沾着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鲜血(那似乎只是偶然的不幸的事故),这朵温柔刚毅集于一身的玫瑰摇身一变成为了他们的先知。联邦德国国内舆论对她的争议焦点集中在:她究竟是“共产主义”的成分更多,还是“人道民主”的成分更多?连怀疑左翼运动的、一向冷静的汉娜·阿伦特也没有免俗。既然她一向对卢森堡爱戴有加,那么显然,六十年代欧美左翼的风向转变不会令她无动于衷。“对布尔什维克的精准批判”这个评价正是她在《革命女英雄》中写下来的,尽管她紧接着就写道:“列宁更接近卢森堡而不是他的后继者”。

评价历史人物很少不是出于对当下的关照,而关照是受到当下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基于其上的权力关系所塑造的。矛盾的评价往往直接显示出不同的评价者之间的矛盾。罗莎·卢森堡形象的演变正说明了这一点:今天的罗莎·卢森堡神话基本定型于苏联模式显示出其弊端、而同时反抗西方阵营和怀疑苏联阵营的新左翼开始崛起的冷战年代。充满斗志的暴力革命者、犯了致命错误的暴力革命者、反极权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先驱、善良博爱的人道主义者——罗莎·卢森堡身后的历史为她绘就了这样一幅“矛盾”的肖像画。

玫瑰是带刺的花

今天的罗莎·卢森堡神话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她的人道主义和民主自由的主张。毫不奇怪,因为自冷战结束以来,任何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关的东西——布尔什维克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乃至毛泽东主义,等等——都已经被新左翼知识分子怀疑了个遍。连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被拆解得支离破碎。欧美国家的统治地位自然地为它们的知识分子带来了话语上的领导权(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批判欧美的统治地位和话语霸权),所以连带着欧美之外的知识界也倾向于重复这种神话。苏联的失败,不正好说明了“反人道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走不通的吗?由此看来,反对其僵化、专横的罗莎·卢森堡,不正是如今这些欧美新左翼知识分子的先驱吗?

汉娜·阿伦特没有丢失她的冷静。早在新左翼崛起的六十年代,她就不失刻薄地写道:

她(指卢森堡)的新崇拜者并不比那些诽谤她的人与她本人有更多共同之处。

事实的确如此。在最关乎革命本身的要害议题——革命党的组织形式——这个问题上,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张力远远不像“卢森堡神话”界定的那么大。卢森堡无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或者说,玫瑰是一种带刺的花。她并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教条的、不变的“信仰”,像曾经与她是朋友的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那样(把理论教条视为不可更改,常常是为了掩盖行动上的茫然无措);她也远非基本为了革命实务才进行理论思考,像她后半生的同志、战友与论辩对手——列宁那样。她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是发散性的、启迪性的。在目前为止最完整、详细的卢森堡传记中,作者约翰·奈特(John Nettl)在前言中对三人的马克思主义底色进行了一些比较,而后写道:

罗莎·卢森堡决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她来说,我们称作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融合成一种分析——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马克思不过是所有的阐释者中最优秀的一个。

换句话说,卢森堡的关切始终落脚于事实,而马克思主义对她来说是对事实最好的总结,因而的确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单单从纯理论写作上来看,她似乎介于考茨基和列宁之间,然而不论是她与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如爱德华·伯恩施坦)和机会主义者(如考茨基)论战时,还是在实际领导革命时,她的前提都很清楚:这一切都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最终使得她明显地更接近列宁。

最为各路人马津津乐道的自然是卢森堡与列宁在革命党组织问题上的分歧。毋庸置疑,这种分歧是十分显而易见的。这方面的两篇文字《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年,它有一个更富挑衅性的标题《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和《论俄国革命》(1918年,写作时她正遭到监禁)和她在党务上采取的行动都很好地体现出这种分歧。例如《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批判“无情的集中主义”“奴隶般顺从”;例如1913年底她向第二国际的国际局提交的提案《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分裂》,要求已经在事实上分裂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重新合并(毫无疑问,这个党务提案惹得列宁十分恼火);又例如《论俄国革命》中对取消立宪会议的批判,对社会自由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著名论述,即“应保证对一切机关的民主监督”“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无产阶级内民主的方式侵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最著名的页边注:“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不必说,卢森堡是赞同革命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分歧的要点是德国和俄国不同的社会现实让她与列宁对此有了不同的理解。卢森堡显然不够了解俄国的内情。就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集中制而言,她似乎是树立了一个空靶,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之前,其作风之民主恐怕就连作为“老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都要羞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当时已经日益凌驾于工人和基层党员之上)。即便是在沙皇难以容许社会主义政党存在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基层党员仍享有充分的权力向领导层提出异议。这对于后来的苏联共产党都是不可想象的民主权利。自然,这些分歧当然都是被列宁归结为卢森堡的错误的。说它们是错误是因为它们的确是在缺少关于俄国形势的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而写出来的。即便如此,卢森堡也仍然无保留地支持布尔什维克。在《论俄国革命》中,她还是热情地为布尔什维克辩护,重申自己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绝对支持:

俄国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是因果之链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它的出发点和最后促成它的事情是:德国无产阶级不起作用和德国帝国主义在俄国的占领。如果还打算期待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这样的情况下用魔法召唤出最美好的民主制、最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那是对他们提出超人的要求。他们通过自己坚决的革命态度,模范的行动毅力,不可动摇的忠诚,确实为国际社会主义充分作了他们在如此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所能作出的贡献。

然而,尽管有这些分歧,卢森堡和列宁的组织思想还是重合的居多。“卢森堡神话”的简单表述是:卢森堡喜欢作风民主的选举,喜欢群众自发性,列宁喜欢精英主义的集中,喜欢领袖灌输自觉性。这甚至连作为对他们的实践的概括都是不合格的。实际上,卢森堡是明确地赞同先锋队理念的。她在1906年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写道: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最明确、阶级觉悟最高的先锋队。它不能听天由命地悠然等着“革命形势”的出现,等着那种自发的人民运动从天而降。相反,它永远都应走在事物发展的前面,并且努力去加速这种发展。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就不应当不管时机是否恰当,不经认真考虑就发出举行群众罢工的口号,而是首先要使最广泛的无产阶级阶层懂得革命时期会不可避免地到来,认清导致这一时期的内部社会因素和这一时期将带来的政治结果。如果想争取最广泛的无产阶级阶层来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性群众行动,如果反过来说,社会民主党在一次群众运动中想把握和保持真正的领导并且从政治上左右整个运动,它就必须懂得在即将到来的斗争时期非常明确、非常彻底、非常坚决地教会德国无产阶级认清策略和目标。

同意先锋队理念,是否意味着同意精英的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发号施令?这一段引文里有不少诸如“教导”之类的字眼。然而并非如此——这篇文章是卢森堡在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的历史背景之下写就的,她的主要思想正是阐明:群众罢工这一“新的斗争形式”经历了工人运动的试炼,而先锋队的任务,就在于认识到这些新的斗争形式的意义,并善于总结其经验,把经验传达给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从而有能力创造革命的形势。这其实也就是列宁的先锋队思想的一个重点:如果工人阶级在实际斗争中发展出了新的、经受住了考验的形式,那么先锋队的任务就是让工人阶级认识到其对于革命的真正的作用。这意味着先锋队必须要扎根在工人中间来帮助创立各种组织形式,并实地研究、比较各种组织形式,而不能凌驾于工人之上。这与列宁对苏维埃的认识是重合的——苏维埃正是俄国革命当中群众的一种自组织的直接民主形式。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这种形式经受住了考验。正因如此,列宁才在《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1905)一文之中明确地表示“既要苏维埃,也要党,不能把苏维埃变成党的一个部分”“苏维埃应当是全俄政治中心的萌芽”“将苏维埃变成临时革命政府”。不论是在卢森堡那里还是列宁那里,先锋队的意义都不在于硬将“自觉性”塞给他们试图组织的群众,而在于将自发性转化成自觉性。

布尔什维克党无疑当得起“先锋队”这个称谓,然而罗莎·卢森堡对他们的批评也并非仅仅是单纯的错误。重要的是她的出发点。按照奈特在传记中分析《论俄国革命》时的说法,“她的一般结论无涉于她正在批评的细节”,因为她实际上是在将另一套已经成型的理论应用于她所知道的关于俄国的有限事实。这一套理论的出发点无疑是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中不良倾向的深切忧虑。这种忧虑的来源并非是遥远的俄国社会主义运动,而恰恰是她一直亲身参与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忧虑?因为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合法地位以来,它就日益展现出了不良倾向。卢森堡自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投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就发现了这种倾向。在1898-1901年前后,她与爱德华·伯恩施坦(Edward Bernstein)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修正主义的论战,以她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但令她无比担忧的并不是伯恩施坦以及他的一小部分显在的支持者,而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对待这一情况的消极态度。在1899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后,卢森堡回顾道:

就这些来说,我们有一切理由对讨论的结果感到满意。但是我们也想加几句批评的话,而且是针对我们的“老人们”在这一争论中的态度。如果党的老战士从争论一开始就投入战斗,而不是相反地试图通过否决唯一合理的提案(根据这项提案,将以一项专门的议程开始关于策略的讨论,并且使它更加易于进行下去)使争论本身无法进行,那么我们就会更加高兴得多。尽管如此,争论还是展开了,但这不是由于党的领导人的态度,而是不顾党的领导人的态度才做到的。

此后的一系列论战中,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多有以“纪律”的名义禁止激进派们表达观点的动作。它的最终形式自然是1914年的内部辩论中,社会民主党的保守派威胁说无论如何都将投票支持战争拨款,而如果它遭到激进派的反对,则它将“不顾纪律”。

这样一来,卢森堡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无情的集中主义”的批判立刻变得可以理解了。她看似在谈论俄国,实际上却在谈论德国。她长期的德国经验告诉她:德国工人的阶级意识发展得比本应负起先锋队责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快。这就是她在字面上如此强调群众的自发性的直接原因:在她所在的环境里,群众自发性即便不是高涨的,至少也是显而易见的,群众正推着自诩为“自觉”的社会民主党向前走。1914年社会民主党投票支持战争预算在工人阶级中间带来的茫然情绪也是因此而产生的:许多工人早就接受了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纲领,而今天却是他们的“老师”背叛了“学生”。她所担心的事情,正是掌握绝对组织权力的领导层变质——这样,“纪律”就会变成压制革命派的借口。先锋队必须要扎根在工人中而不能凌驾于工人之上,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显然已经属于后者。按照布鲁埃在《1917-1923年德国革命》中的考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保守化引起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即便不满于保守政策的激进工人并不能占据绝对多数,那也是不可小觑的一支力量,特别是在几个工业发展较为完善的地区,已经形成了以革命工长为中心的严密的工人阶级自组织形式,并且已经多少认识到了纯粹限于经济福利的斗争为他们带来的只是短期的改良。可是这些反映到党内却是激进派小得可怜的声音和几乎不存在的动员能力。这已经完全偏离了“民主”,也毫不留情地打破了“比共产党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这种神话。

卢森堡的不妥之处在于忽视了德国和俄国现实背景的差异。德国社会民主党自十九世纪末《反社会民主党人法》废止起,就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了一个日渐庞大笨重的机关,而保守的意识形态能够抬头的基础正是社会冲突的相对缓和——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在议会中获得领导权的社会民主党为了保住既有的席位,自然不希望激进派的革命主张吓跑它的潜在选民。但俄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在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之下,农奴解放迟疑不决,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连带着俄国的民主制度也发育迟缓。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几重困难:生产方式的落后使得他们必须面对农民政党的竞争,而他们的政治基础——工人阶级——的规模和力量都远不及资本主义发育成熟的西欧国家,他们的西欧同志无法(实际上是拒绝)提供任何有效的响应,专制制度又使得社会民主党的活动面临巨大的合法性问题。为了在这种条件下取得对还处在分散状态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布尔什维克派几乎是被逼迫着选择了“无情的集中主义”,因而产生了比他们的德国同志强得多的战斗性。这种力量分散的集中体现正是十月革命之后的立宪会议问题:对于意图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来说,承认立宪会议就是承认了他们的敌人——资产阶级——持有政权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之下,尽管要冒着极不名誉的风险(毕竟布尔什维克在此之前是呼吁召开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也只能选择解散立宪会议,要求政权归于被工人、士兵和农民控制的苏维埃,不然政权就不可能被无产阶级所掌控。这可以概括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之下,党内短暂的军事专制显然是更优的策略。尽管如此,卢森堡的担心还是为马克思主义者们敲响了一记警钟:如果不希望重蹈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后来的苏联共产党)的覆辙,则必须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应用到自己的身上。

于是,卢森堡的确是带刺的玫瑰:她令她的敌人颤抖,令她保守的同僚难堪,令她的同志警醒。在卢森堡的传记里结束关于《论俄国革命》的讨论时,奈特总结道:

罗莎·卢森堡对十月革命的分析……应当被视为是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判性对话。喜欢看到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基础的人最好还是另请高明。

人道主义辩证法

当然,即便政治观点高度重叠,卢森堡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列宁终究不是同一类人。所有关于列宁的文字记录,不论出于善意还是恶意,无不显示出他几乎是一个天生的革命政治家。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传记中将列宁的性格总结为“自信、冷静”,“人们很容易感受到他思想的力量”,“所有的行动与思考都只为导向革命”。他写道:

他(指列宁)有意识地不容许、排除掉可疑之处。……“妥协”这个字眼在列宁的政治辞典里是没有的。他是一位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者,是一位在荒凉垄沟里的耕耘者。他不喜欢、也不懂得民主的议会制,他认为应当为革命的目的,而不是为民主的目的来利用议会。这种观点是根据他对革命前途的估计得出的。……

相应地,列宁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主要也是出于革命者的兴趣。因此,他厌烦十月革命后涌现出的反传统艺术流派,而推崇现实主义的或洋溢着社会革命精神的文学艺术作品,如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或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他的私人通信——这本来就很少,因为作为快速变化的俄国时局中的革命党领袖,他没有那么多闲暇——也很少谈及个人的业余生活。他当然有业余爱好,不过那些业余爱好似乎也多半有明确的目的,例如为了革命而锻炼身体。他实在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革命者拉赫梅托夫的现实翻版。

然而卢森堡恰恰相反。阿伦特在《革命女英雄》一文中的总结是:

列宁本质上是一个行动的人,并将一切事件都导向行动,但是她(指卢森堡)——在她对自己半认真的评价中——只是一个天生的“书呆子”,如果不是这个世界冒犯了她对于公平和自由的感受的话,她更宁愿埋头在动物学、植物学、或者历史学、经济学抑或数学之中。

这个总结很精准。不论是在卢森堡的私人通信集中,还是在友人的回忆录中,她都是一个情感细腻、温柔善良、热爱生活的形象,而且在私下里,她常常显出对政治与党务的厌倦。她与友人们谈论文学、艺术、家务和烹饪,并且对此津津乐道。她是因为自己的平易近人和与工人坚定地站在一起的激情而受人爱戴的,很难把她与精明、冷酷的政治家刻板印象联系起来。甚至在与卡尔·考茨基决裂之后,她都能够与考茨基夫人露易丝·考茨基维持私人友谊。她的生活非常朴素,但她也非常爱美,在给情人的信件中还会像少女似地清点自己的梳妆台,撒娇说“我是美丽的”。她说自己本质上“只是一只小田鼠”,只想要过安稳的生活:侍弄花草,研究生物分类学,进行经济学的学术写作,徜徉在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中。但她如此深度地介入政治,以至于时常苦于没有时间钻研,因此潜心发展这些爱好反倒常常是在监狱中。不过早年的文化积淀仍旧使得她在演讲和政治写作中文采斐然。在同时代的共产主义革命领袖中,她肯定是文笔最为优美的一位。由于这一点,她的政治写作读来远不像列宁那般不近人情,尽管事实上他们常常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她从监狱发出的书信里洋溢着一个热爱生命者的乐观。如阿伦特所言,信中表现的对于自然风光的爱好和对于遭遇不幸的鸟类和水牛的同情,足以打破当时的保守主义媒体宣传中那个“嗜血的红色罗莎”的形象。就连鼓励友人不要伤心绝望的祝词,也被她写得朗朗上口:

要有耐心,鼓起勇气!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还要经历惊天动地的事呢。……

相信“卢森堡神话”的新左翼知识分子们似乎默认了一个前提:有着这样一种单纯的仁慈与诗意的美好的女性,有着这样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底色的政治家,不可能与那些因狂热而冷酷的革命家——列宁、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等等——是同一类人。如果单单从个人性格上来看,那的确如此。然而,看似矛盾的是,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者所宣扬的却和列宁、托洛茨基与捷尔任斯基们没有本质区别:即便抛开保守派喜欢把所有否定资本主义的左翼都描绘成“残暴的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卢森堡的政治形象恐怕也很难与“温和的”“人道且民主的”改良主义者们相提并论。

事实上,在保罗·列维出版了《论俄国革命》之后,克拉拉·蔡特金紧接着就写下了《罗莎·卢森堡对待俄国革命的态度》作为回应。她不仅是卢森堡的好友。她是作为同在斯巴达克同盟里的战友来写作这篇文章的。尽管她后来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共产国际里“可敬的老嬷嬷”(阿伦特语,也就是花瓶的意思),但在那以前,她毫无疑问处在漩涡的中心。她写道:

假如罗莎·卢森堡在她获得自由以后,不立即投身于这一革命事件的汹涌洪流之中,她也就不成其为罗莎·卢森堡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要国民会议!不要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无产阶级的民主!要无产阶级专政!要社会革命!这就是《红旗报》向劳动群众提出的口号。这些口号表达了罗莎·卢森堡的信念,是罗莎·卢森堡写作的文章的实质和精华。

卢森堡在1915年遭到飞来横祸——她被关进了监狱。直到1918年年底她才终于出狱,而她出狱后不久就爆发了十一月革命。压垮局势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德军在战斗中的颓废表现。反战的情绪弥漫在工人和士兵中间。“群众正变得越来越激进”(布鲁埃语),社会民主党右翼的阀门已快要压不住愤怒的蒸汽了。

卢森堡显然并不是一开始就组织起了这场革命的,革命的进展比她的动作要快得多。在十一月革命迅速变化的局势里,她作出了一个几个月前还会被她所批判的选择:抵制被社会民主党右派和军队控制的国民会议,让一切权力归于革命工人和革命士兵的民主组织——苏维埃。也就是说,卢森堡实际上已经明白了自己早先对布尔什维克的批判的不妥之处。在这种情形下,的确不能出于对工人直接民主的单纯向往而允许国民会议召开,因为革命意图打败的人还掌控着大部分行政权力和军权。

旧社会民主党这时已经分裂成了三个部分:社会民主党右翼,中偏左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左翼的斯巴达克同盟。在一定程度上说,卢森堡早先的判断是对的:革命工人已经大大超前于“本应该”领导他们的社会民主党右翼和中偏左的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些政党实际上是被工人推着向前走的。按照布鲁埃在《1917-1923年德国革命》中的考证,工人们对于直接民主的强烈要求在一开始便迫使社会民主党右翼作出让步,因为他们在工人中间的支持率远远不及独立社会民主党。这样的群众自发性很难不让人信任。然而问题没有如此简单:代表革命的斯巴达克同盟的力量太弱小了。中左派和左派本就是从1914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它们一直都不愿同旧社会民主党进行事实上的决裂,而情愿留在党内,以期利用其群众基础推行自己的纲领。但社会民主党内的保守力量已然占据了舆论要津,中左派和左派甚至连维持一份合法的报纸都有困难,更不要说在党内还要受到所谓“纪律”的约束。因此,这些本应担当领袖职能的政党甚至其实本身都是发育不全的。直到1918年,动荡的局势才迫使他们走向了独立,但他们已经部分地失去了对革命工人的领导。革命工人一直是依靠着自发性来维系着革命的形势,因而也就容易误判局势,与德意志国政府达成不应有的妥协。在这种先天不足之下,领导团体内部也很难达成一致,造成策略大幅度地摇摆。再加上对士兵的动员能力不足,惧怕革命的军团领袖没太费什么周折就与德意志国的政府达成了共同镇压革命的协议。这场运动让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献出了生命。

在这种运动已然发生但却有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卢森堡仍旧选择了站在运动的一边,喊出那些被一心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右翼视为“恐怖主义”的口号。这是她早在二十年前与伯恩施坦论战时写下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就表达过的观点,在这些年间,她曾经的同志大多背叛了她,但她却没有改变过:

这种“过早地”掌握政权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伴随着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政治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的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历史因素。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地”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来源于对社会发展的机械的理解,假定阶级斗争胜利的一定时机产生于阶级斗争之外,不依赖于阶级斗争。

在这一点上,她与两个“人道主义者”——伯恩施坦与考茨基——都划清了界线。伯恩施坦认为可以不必通过暴力夺取政权,而通过资本主义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考茨基则善于用各种借口在运动已然成为既成事实之时逃避运动,并且根本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试图代之以跨阶级的民主。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来说,一切图景却都是简洁而清晰的:掌握着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决不会主动让渡自己的政治权力,唯有暴力革命,才能够让生产关系的改造得以开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对生产的掌控造成资产阶级处在权力关系的优势地位,“跨阶级”的民主只能导致资产阶级重新获得政治权力。在运动已然发生的情况下,领导者如果选择冷眼旁观而拒绝发挥先锋队应该发挥的功能,那么运动就必然走向失败。卢森堡牺牲在“自由军团”的枪下,正是因为她直到最后一刻都要尽一位暴力先锋的责任,要守在漩涡的中心——柏林。在最后的关头,面对着劝她赶快逃离柏林的同仁,她的回应也仍旧带着她标志性的幽默:“逃走吗?我穿卡尔的衣服,卡尔穿我的衣服,就这么简单?”

在传记中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部分里,奈特尝试分析了卢森堡等人在1914年后不愿立即与社会民主党决裂的原因。他没有为卢森堡留下情面,而是无情地指出:他们过去对于自己作出的批判其实没有真正认真地对待过,于是等到社会民主党的变质真正发生时,他们都不知所措了。然而最终,卢森堡还是作出了一连串的属于革命者的选择——与过去的党务关系决裂、重新组织群众、进行地下活动、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主张暴力夺权——尽管也许迟了。

这是一对矛盾吗?有着人道主义思想底色的、本质上厌倦政治的罗莎·卢森堡在最后一刻蜕变成了一个像布尔什维克们一样嗜血的狂人吗?

每一个人的性格特点都是不同的。卢森堡和列宁或许处于两极。对于卢森堡来说,她的人道主义底色早已上升为了一种对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切。正因如此,她才会在自己牺牲之前二十年便说出“社会主义,或者野蛮”,才会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殖民暴力寻找系统的解释,而不仅仅是把它视作特殊的、偶然的现象。她也在给秘书的信里表达过自己的人道主义底色:

要做一个人,就是要在必要时把自己的整个生命扔到“命运那巨大的天平”上,但同时也要享受每一天的阳光,欣赏每一片云彩……世界尽管有许多丑恶,但还是那么美丽。

但也同样是这样深刻的人道主义底色让她在社会民主党的变质面前变得犹豫不决。1914年,当战争已经打响时,斯巴达克联盟的确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经历了相当的犹豫之后,直到1915年五月,才将“主要敌人在国内”作为社会主义的反战口号提了出来;在此之前,列宁早已多次提出“将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但响应者寥寥。奈特就此评论道:

阻止罗莎·卢森堡公开地鼓励德国内战的是她对人类生命损失的深切忧虑。她被两种相互矛盾的愿望撕扯:一种是打败最为邪恶的德帝国主义;而另一种同样沉重的则是尽快地结束战争,不要让鲜血再白流,因为被屠杀的士兵也不过是暂时穿上了军装的无产阶级。

她在最后时刻选择了“命运的天平”上“沉重的另一端”。历史情势的发展是不受罗莎·卢森堡的个人意志左右的。十一月革命为德国带来了短暂的双重政权时期,这时激进化的工人在呼唤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是以一种非常模糊的形式),而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军官团已经达成了“维系秩序”的共识,他们在工人的街垒之外集结。两方都在摩拳擦掌,一场生死存亡的对抗已经不可避免。人道主义的罗莎·卢森堡终于被工人运动推上了一个必须作出抉择的位置:是要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的暴力,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暴力?在瞬息万变的时局中,她选择了后者。这是她二十年来一直坚持的信念:为了避免人类的文明走向野蛮,为了人类的普遍尊严,革命唯一的出路。她对政治的厌倦是出于对人类美好品质的热爱,但也是这种热爱让她不可能不注意到现实中骇人听闻的暴力,也正是这种热爱推着她走向革命。她终于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作出了有生以来暴力色彩最强的表态,由此,她理所当然地被反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维持“秩序”的军官团叫做“恐怖分子”:“必须用铁拳逐步地、一往无前地粉碎所有这些反抗,必须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对付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打倒艾伯特-谢德曼政府!”

这是一种最为悲壮的人道主义的辩证法:人道主义者最终不得不选择自己的反面。为了捍卫人类享有普遍尊严的信念,不得不选择自己原本不愿接受的暴力。

如果限制在人道主义的表述之下,这的确是十分矛盾的。然而从另外一个视角却可以对此有一个足以化解矛盾的、同时也非常冷酷的解释:这种现象只能说明人道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性,正如“启蒙走向新神话”的启蒙辩证法说明的是技术理性本身的局限性一样。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充斥着暴力。归根到底,这是因为社会的根基就是对抗性的:人们要创造历史,首先就要生产自己,而近代以来人们生产自己的方式是不平等的所有权与支配权。为了维系这种生产方式而产生了制度性的暴力,但相应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往往不管它叫做暴力。即便以和平的初衷而试图对抗这种生产方式,也一定会造成对秩序的冲击,从而产生(至少是微观的或符号的)暴力。如果社会现实本身就有不可在化解的内部矛盾,那么也不可能期望象征体系能通过缝合话语上的矛盾来修补根基上的断裂。人道主义以人享有普遍的尊严、自由和平等为基本的信念,每一次它产生足够的感召力,都是因为社会现实中的暴力发展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它的感召力是暴力的直接后果。以人类普遍尊严为信念的人们会发现:历史情势常常给出的不是“暴力”与“人的尊严”之间的二择一,而只能是两种暴力之间的二择一。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分裂只能用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解释,而化解它的唯一可能,就是“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任何实践(包括旁观)都一定会造成流血牺牲,对此的任何权衡都注定是冷酷的,而选择另一种实践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也许还有渺茫的最终消灭暴力的希望。人道主义的这种辩证法无疑会造成一种极为痛苦的分裂。

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常常体现出这种矛盾,而罗莎·卢森堡正是其中形象最鲜明的一个。她的魅力既不单纯是由于她的“玫瑰般诗意的美好”,也不单纯是由于她的“革命之鹰”的那一面,而是由于两者的最不可思议的并存,以及根本上的相通:为避免野蛮而选择革命暴力,为保护玫瑰而化身成鹰。这是一种奇特的革命美学,而其最摄人心魄之处正在于:它并不是神话般的人物经历了神话般的故事才写就的史诗,而是另一种真实可感的史诗:一个“实在不是那一类型”的普通人,面对着自己的信念与现实世界的割裂而作出了“属于人的抉择”。罗莎·卢森堡总是被视为“理想主义者”,但只要对人类苦难的同情没有真的被现实所磨灭,这种理想主义就并不遥远。由感性的同情而转向对人类受苦的理性分析,从而转向对这种现实的改造,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底色;或者借用一个几乎被遗忘在历史中的词,这叫做“革命的人道主义”。罗莎·卢森堡在1914年3月7日的反战演讲正是对这种精神底色的最好概括:

……“属于我们的这一天,指日可待。”我们底层人崛起的这一天临近了!不像那些检察官那样,我们不要实现那些血腥的杀戮幻想。我们将要掌握权力,为的是实现一种配得上人类的社会制度,一种不靠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灭绝来维系的社会,一种实现了最古老的宗教的创始人和人类最伟大的先哲的理想的社会!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理想,我们必须破釜沉舟,投入最大的力量,藐视那些检察官和军队。我们的口号将会实现:“人民与我们同在,胜利与我们同在!”

【她山石】当妈的吃了那么多苦,这是理所应当的吗? | 针尖多味听觉馆

王菁(小水母)/主播
傅适野,目前任职于界面新闻/嘉宾
王菁/声音编辑
傅适野、王菁、于灵歌/文字编辑

“恭喜,你要当妈妈了!”如果你的朋友有了身孕,身边人多半会送上这样祝福。

然而,在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那里,却这样描述自己二度怀孕的心情:“此时我重回围城,就像某个逃犯被捕,只能闷闷不乐地接受现实。”

在《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一书中,卡斯克记录下自己成为母亲时身体、精神与社会角色的变化。这些变化让她意识到,比起获得母亲身份时那种好奇、欣喜、憧憬与期待,自己更多地经历了初为人母的挣扎、矛盾、痛苦与困惑。

这本书出版后引发了巨大争议。在占据主流地位的母职文化中,母亲被塑造为温柔善良体贴的、毫无抱怨的、尽职尽责的。然而,从怀胎十月到产后恢复,从微观层面的心理波动、产前产后抑郁,到与原先的社会角色逐步剥离,以及此后再度融入时经历的重重困难——成为母亲道路上所体验的这些艰难困苦,鲜有人提及、也不允许被提及。这是因为,这些艰难困苦往往被自然化(naturalized),仿佛它们是成为母亲这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女性就理所应当承受并且毫无怨言。

母职是不是天职?母职包括了哪些隐形的劳动?我们如何更好地去理解现代女性在不同角色之间的转换?

前不久,界面新闻推出了一篇题为《母职凭什么理所当然》的文章,介绍这本《成为母亲》的书并进行了相关探讨,在中国读者中引发了很多共鸣,甚至是争议。本期节目中,我们请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傅适野,跟我们一起聊聊与成为母亲有关的话题。

*以下文字摘自音频精选内容

1.成为母亲

王菁:在《母职凭什么理所当然》这篇文章中,为什么会选择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的书作为切入点呢?

傅适野:我觉得这本书可以当做了解母职的很好的入门读物,它既轻松又沉重。轻松是因为它其实并不是一本学术书籍,没有从第二波女权运动讲起,从西方女性理论的发展脉络开始回顾,讨论思想家们和知识女性们如何觉醒,如何开始将母职当做一种文化建构而非天生本能来进行反思和批判。对于读者来说,其实是一种较为轻松的进入路径。沉重是因为它记录和描述了一个女性成为母亲这个过程中的绝望、痛苦与黑暗。它的角度很个人,很纤细,很微观,但也因为具体而微,所以更加容易让女性产生共情,阅读体验更加不舒服。

这本书讲的是作为作家的作者从怀孕到生育,再到抚养孩子这个过程中身体和社会角色产生的种种变化。同时也探讨了很多与母职相关的社会问题,比如家庭当中的劳务分工问题(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这也关联到抚养孩子过程中的劳务外包问题(即要不要找保姆)。

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有关私人和公共的双向运动。即一方面,女性的身体正在从私人场所变成被持续监控的、被规训的公共场所。另一方面,在社会角色的意义上,女性从怀孕到生育,其实经历了从公共领域退居私人领域(家庭)的过程。

而最终,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其实是戳破母职的神话,是告诉所有女性,其实成为一位母亲的体验并非那么美好,并不是像当下主流文化宣传的那样充满爱与神圣。更进一步,她是在试图说明,通往母职的道路目前是被过度理想化的,往往被包装成神圣的(赋予一个人生命)、具有自我转变功能(从女孩到真正的女人)、开启人生新阶段的过程。但其中的困难和艰辛(从怀胎十月、到分娩之痛、到产后恢复、抑郁情绪、再到与原来的社会角色剥离再融入的重重困难)却往往被忽略。

2.分娩之痛

王菁:其实,《母职凭什么理所当然》并不是你第一篇有关母职话题的文章。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之前写的相关文章吗?

傅适野:我在此之前写过的三篇文章其实都和这个主题有一定的关联,通过这三篇文章,我自己也能看到通往母职的道路上,女性仍然在受压迫,并且承担主要责任。首先是《分娩之痛并非天经地义》,这其实是去年陕西榆林产妇因无法忍受疼痛跳楼事件之后的一篇稿子。这篇稿子讲的是女性的生育之痛在西方和在中国语境下,如何在被自然化为理所应当和被视为可以通过医学技术和手段减轻与消除的这两种运动中来回摇摆的。而随之而来的,其实也是女性的身体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来回摆动。

生育之痛这个问题和母职的痛苦和黑暗之处有类似的地方,就是生育之痛在中国语境下,也很容易和母职捆绑,也很容易被naturalize为成为一个母亲一定要经历的过程,就仿佛如果不能忍受这种疼痛,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这种观念深深根治在产科医生以及上一代人的心里,以至于他们会教导临盆女性,忍一忍就过去了,大家都是这样的,或者我当年生你的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想倡导的,其实是在公共讨论中,以及在个人实践中,这种生育疼痛与母职的松绑,以及人们能够更加公开的、更加光明正大的谈论这种疼痛的可能性。

3.生殖技术与孕育

王菁:那我们刚刚其实是谈到了很多生殖、生育方面的技术问题了。

傅适野:另外一篇[《中国试管婴儿技术30年:是赋予女性生育权 还是剥夺女性主体性?》]是讲辅助生殖技术的,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试管婴儿。这个稿子当时的由头其实是中国推行试管婴儿技术三十年的纪念,编辑问我要不要写一个相关的稿子,看这个技术当时是如何传入中国的,以及刚刚引进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中国和西方观念上的冲击等等。在为这篇文章查找资料时,我发现在备孕阶段,女性也承受着比男性更多的污名与压力。在八九十年代,男科在中国还不发达的时候,在很多人的传统老旧观念里不孕不育都是女人的问题,而和男人没有关系。很多女人天然地觉得结婚了就要生孩子,生不出孩子就是有病,就得治。这其实也是一个自然化母职的过程。以自然状态下能够生育的身体视为正常和标准,将不孕不育视为偏离常态的,因此将其病理化。所以选择试管婴儿方式的女性们大多都很焦虑,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生病了,她们偏离了社会常态和规范,也偏离了社会赋予她们的正常育龄女性的社会角色。因此她们需要寻医问药,回归常态。

王菁:无论是在分娩痛还是试管婴儿的过程中,你都提到了男性缺位的问题。能具体谈谈在试管的过程中,男性的存在感会这么低?

傅适野:在试管婴儿技术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男性的极度缺位。 简单来说,一个完整的“试管婴儿周期”包括前期检查、促排卵、取卵取精、受精、移植,直到胚胎移植14天后确认受孕成功(或失败)的全过程。一个试管婴儿周期大约2-3个月,具体时间因人而异。在整个过程中,男性只需要进行精液检查,其余步骤全部由女性完成。赖立里认为,女性一旦进入“试管婴儿周期”,也就是进入了一个与自然生育截然不同的生育模式,一个在多种知识、经验和技术指导下共同努力但却并不能保证百分百成功的过程。在整个“试管婴儿周期”中,每一个环节都充斥着不确定性,这让处于周期中的女性备受煎熬。因此在整个试管婴儿技术周期中,男性的参与度其实非常低。女性更加焦虑,她们永远在一轮又一轮的希望和失望之间来回摆动。这和自然受孕时候女性承担更大的责任和压力的过程其实是很类似的,男人只需要贡献精子就好了,只管射精就好了。

张丽珠怀抱中国的一个试管婴儿郑萌珠

4.养育孩子

王菁:如果一个妈妈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就不可避免牵涉到谁来照顾孩子这个问题

傅适野:最后一篇文章是讲保姆问题的[《保姆杀人背后:这是一场女性对女性、弱者对弱者的战争》],也就是所谓的家庭劳务外包的。稿件的起因是一个在法国获得了龚古尔奖的作家,她的一本讲保姆杀人的小说《温柔之歌》在中国出版,我去采访她。那个采访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没写成问答形式,而是从小说里找了一些素材,提取了三个点,描述了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男性和女性在照料方面职业的逐渐失衡,以及女性承担的隐性压迫。我具体谈了三个问题,首先是为何女性必须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为何母职和职场女性会成为一个只针对女性的问题?其次是人和繁衍和照料为何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化,却要退居家庭、成为女性“独享”的义务?最后是为何当这种家庭照料工作走向市场之后,反而再次成为了女性压迫女性的新工具?

5.解绑母职神话

王菁:对你而言,贯穿这几篇文章的主题是什么?你希望通过这样的写作,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傅适野:我觉得这三篇稿件和它们探讨的问题,都可以被看做是关于母职的更加详细和具体的探讨,它们分别涉及母职的几个阶段(从怀孕到分娩再到养育)以及在这些不同的阶段人们对母职抱有的一些误解,和母亲面临的困境。我的这几篇稿件其实是第一步,是希望通过这些文章,来纠正人们的一些误解,去质疑一些大家平时认为理所当然的观点,去怀疑当下主流的母职神话,去鼓励更多的女性跳出这种母职神话的绑架,让她们有敢于言说疼痛的权力和能力,敢于拒绝来自各方的以母爱为由的绑架。当然这只是第一步。但这些只是第一步,接下来需要探讨的可能就是更加实际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比如社会福利、企业条例要如何更好的保障女性和母亲的权益,女性和男性的产假制度具体怎么调整,外包劳务市场中劳工的权益如何保障等等。当然这些需要慢慢去完善,去建立。但我觉得走出这第一步也十分重要,因为这种面向公众的、公共媒体上的写作,是不同于面对专业读者的学术生产的。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这些文章和这些观点抵达更加广泛的读者群,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思考、讨论和反思。这些文章的作用,可能就是在读者心里种下一个一粒小的种子,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芽。想到这些,我觉得这份工作就还有一些价值和意义。

文章推荐链接:

傅适野,《保姆杀人背后:这是一场女性对女性、弱者对弱者的战争》。界面新闻,2018年3月3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982788.html

傅适野,《中国试管婴儿技术30年:是赋予女性生育权 还是剥夺女性主体性?》。界面新闻,2018年10月27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566844.html

傅适野,《母职凭什么理所应当?》。界面新闻,2018年12月19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712049.html

[英]蕾切尔·卡斯克 著,黄建树 译。《成为母亲:一位知识女性的自白》。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01

[意]埃莱娜·费兰特 著, 陈英 译。《离开的,留下的:那不勒斯四部曲03》。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

[法]蕾拉·斯利玛尼 著 , 袁筱一 译。《温柔之歌》。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8月

●节目预告●

在接下来针尖|多味听觉馆推出的【她山石】系列中,我们将与界面新闻合作,推出一系列关于女性和母职话题的播客节目。

我们的节目由针尖M.I.G.播客组出品,我们的主播是于灵歌(鸽子)、沈宁(Sonia)和王菁(小水母)。你可以在网易云音乐、podcast和豆瓣上找到我们,也欢迎你添加微信号soundcommune加入微信群,与我们一起戳破泡泡。

点击跳转网易云音乐收听,或在豆瓣搜索名为“针尖”的用户,或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针尖”或手动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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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当一国发生人道主义灾难,中国会支持国际社会的干涉吗?

曲思翰/政见特约作者

1990年代,种族冲突在卢旺达等多地演变成人道主义灾难。国际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ICISS(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在2001年12月便提出,当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成为其住民的“严重威胁”,或它无法(不能或不愿)制止其国内的暴力时,国际社会就有义务采取干涉行为。

2005年,138个国家终于对一个受限的概念达成了共识——国际社会仅能在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后,在主权国家没有能力或意愿阻止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的情况下,进行外交压力、经济制裁以及军事干涉等,这就是国家保护责任(Responsbility to Protect, R2P)。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大国之一,密切关注、积极参与推动了这个新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起初,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对其可能削弱国家主权概念的原则表示了疑虑。

从2004年年中开始,中国开始改变早先对互不干涉原则的强调。2005年,在针对联合国改革的立场文件中,中国政府强调了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对该情况的国家援助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特别是:是否进行强制性行动只能一件一件决定。

2006年,中国以缺席为策略允许联合国和非盟向苏丹派遣维和部队的决议通过后,积极运作要求苏丹政府准予许可部署维和部队。即使如此,中国依旧以对苏丹国家主权的尊重为由,反对对苏丹的制裁。处理该事件也给中国应对未来类似情况提供了一个基本思路——构建当事国(苏丹)、区域组织(非盟)和联合国三者之间的合作。在当时即将举办的奥运会对中国改变策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在2007年和2008年,中国否决了联合国试图以此原则干涉缅甸及津巴布韦局势的议案。北京并不反对该原则本身,特别是潘基文口中的前两条。对于第三点,中国政府原则上也不反对,但对其三点如何实施有所保留。

中国在2011年出现的利比亚问题上,并没有像外界预期一样高调反对。在投票支持要求利比亚政府保护平民后,中国再次使用缺席策略,允许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涉的议案获得通过。区域国家之间产生的共识使中国默许军事介入。利比亚是在非洲的阿拉伯国家,而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都不反对授权对利比亚政局进行干涉。在中国看来,阿盟和非盟的支持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好至关重要。很快,中国便因为北约在对人道主义危机介入后却以此为契机推翻利比亚政权而感到不满。

在接下来的叙利亚危机中,中国与俄罗斯一道,多次否决针对叙利亚局势的议案。在这里,俄罗斯的反对票起了很大的对照作用,让中国投反对票时也面临较小的国际压力。当然,只要明确不以政权更迭为目的,中国在事关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的维和行动,甚至对向叙利亚派遣观察员、摧毁叙利亚化学武器和对其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议案都表示了支持。

将政权稳定作为最优先目标的中国领导层,对“外国势力”非常敏感,所以对于将R2P应用到政权更迭上展现出强烈的反对。但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必须要和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和它在意识形态上有巨大差异的西方国家合作。因为在意其国际形象,中国对R2P的原则渐渐接受。中国政府会在平衡自己政权稳定和国际形象的同时,继续积极参与R2P的讨论,以使其变得更加“有建设性”。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学者陈拯在《当代中国》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论述的观点。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参考文献

  • Chen, Zheng (2016). “China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5: 101. 686-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