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天,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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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坏脾气,雾霾也让人心烦意乱。美国与中国的五位研究人员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空气污染的确会让人们表现得更不开心。

研究人员收集了新浪微博上的2.1亿个有地理标记的推文,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去计算这些推文的情感色彩。对2014年144个城市的研究显示,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日子,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确表现得更不开心。

换句话说,空气污染除了健康成本,还有情感代价。

与此同时,研究还显示人们在周末、节假日和气候状况异常的时期,因为雾霾而感到不快的程度更严重。此外,相对于男性,女性对雾霾更讨厌。在空气质量最差和最好的城市,人们的快乐程度在雾霾面前首当其冲。

雾霾为什么让人不高兴?

过去的研究主要使用问卷调查来探究人们的幸福感。这种方式无法区分短暂和长期的快乐。社交媒体为研究幸福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数据来源,因为它可以实时反映人们的情感、并且有海量数据可以挖掘。

研究人员对2014年3月至11月的新浪微博进行数据抓取,并训练计算机对这些推文进行编码。研究人员将包含与空气质量相关词语的推文删除,而仅仅保留剩下的推文。

继而,他们使用国家环保部发布的空气质量数据,并辅之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发布的数据,测试环境污染程度与推文背后情绪的关系。二者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使用政府部门发布的空气污染预警来衡量空气质量,结果也保持不变。

结果显示,日均PM2.5浓度每降低一个标准误,平均会使人们的总体幸福指数提高0.043个标准误。这相当于人们过了一个五一长假而换来的幸福增量的十分之一,因此不容小觑。

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日子,人们可能更愿意发推文去吐槽和表达不满。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研究人员又专门对频繁发推的58.9万名用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结论依然不变。

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城市的研究显示,PM2.5浓度对幸福指数的影响是其他城市的三倍,表明大城市的居民对空气污染更敏感。

天气状况可能影响人们的心情,研究人员发现的确如此。气温与幸福感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为17.5摄氏度。也就是说,在此时人们感到最幸福。

在周末和节假日,人们比平时更开心。在有好消息(如APEC在北京开会)时人们倍感高兴,而在坏消息来临(如马航失事)时人们则会表现沮丧。

在周末和节假日时,空气污染对人们的幸福感的影响比平时更明显。如果雾霾叠加阴云密布,那么人们的幸福感则降低得更明显。此外,在天气过热或过冷的不适情况下,空气污染对幸福感的折损效应更大。

研究还发现,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受不了雾霾天,幸福感受影响更大。

当然,城市空气质量也会影响雾霾的负面作用。在空气质量最糟糕和最干净的城市,雾霾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大。这是因为讨厌雾霾的人们往往会搬到空气质量较好的城市,而在空气质量很差的城市人们也意识到了雾霾的危害性。

这项研究再一次证实了雾霾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空气污染不仅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影响人们的情感健康。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大力改善空气质量,避免雾霾让人们“身心俱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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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Zheng, Siqi, Jianghao Wang, Cong Sun, Xiaonan Zhang, and Matthew E. Kahn. 2019. “Air pollution lowers Chinese urbanites’ expressed happiness on social media.” Nature Human Behaviour. doi: 10.1038/s41562-018-0521-2.

日本政坛两党联姻的内在逻辑

图片来源:読売新聞

看到相濡以沫的夫妻,我们常会问两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开始的?如何维系感情?

也可以把政治行为体之间的结盟视作婚姻,虽然它的存续时间远比婚姻要短、维系纽带远比婚姻脆弱,但一样可以提出上述两个问题。为什么结盟?凭什么长相厮守?

它们居然能结盟!

在日本政坛,存在着一对联盟政党:自民党和公明党。2019年10月,两党将迎来结盟20周年纪念。尽管存续时间长,但从外部来看,这是个“奇怪”的联盟。

就政党纲领来说,1999年结盟之前,自民党和公明党在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差异很大。两者的政见立场分歧严重,自民党偏于保守,而公明党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则处于中间偏左。

1993年7月众议院选举后,公明党曾与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等七党一派组成的联合党派,结束了自民党持续40年一党独大的“55年体制”。当时,这两党可是水火不同。1995年3月,奥姆真理教发动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导致多人伤亡,自民党就曾借机攻击由宗教团体创价学会创立的公明党违反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将对民主政治造成威胁。怎么看,这样两个政党走到一起都让人觉得诧异。

另外,就现实需要来说,特别是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首相后,自民党在历次国会选举中优势明显,似乎无需公明党襄助也能在众议院取得过半席位。另一方面,公明党议席规模也并未通过与自民党结盟而得到显著扩大。换句话说,从表面上看,我们找不到那两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即自民党和公明党干嘛结合,又是通过何种纽带一直延续同盟至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选票是粘合剂

印第安纳大学和北德克萨斯大学的两名研究者在最近在一份研究中提出,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的开始动力是选票。

1994年,日本进行选举制度改革。把此前饱受诟病的“中选区”改为“小选区”,原来每个选区产生三至五个议席,改革后的每个选区只产生一个议席。从选举策略上看,结盟政党在某个特定选区中理应共同支持一个候选人,而不是各自推举候选人,这样就可以避免分散选票,最大化候选人当选可能性。

自民党和公明党的确政策力量不同,这也导致他们的票仓分布不同。自民党在农村地区有优势,公明党在城市选举有优势,两党合作共推候选人并不存在太多矛盾。

2000年以来,极少发生两党候选人竞争一个选区的情况,还会相互号召支持者为对方政党候选人投票。2000年众议院选举,公明党向支持者推荐156名自民党候选人,占当年自民党候选人总数的58%,到2017年选举时,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96%。同时,自民党也乐意为公明党候选人背书,甚至空出若干选区不“投放”候选人,避免与公明党候选人交锋。

研究者表示,日本选举中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强化了政党在选举中的作用。候选人能够取胜取决于所属党派能获得多少支持。由于选民愈发“无党派”,即使实力雄厚如自民党,政党盟友的援助也能有效防止选票流失。

另一方面,小选区制使大党更容易争到选票,压缩小党生存空间。公明党85%左右的席位依靠小选区,可见与自民党合作带来的益处甚多。

研究者找到这两党合作显而易见的理由:确保选票。

自民、公明党联盟缘何“长情”

2012年之后,自民党如日中天,独大地位无法撼动。此时的自民、公明两党联盟内实力悬殊,自民党众议院议席是公明党的十倍。即便如此,联盟犹存,这又是为什么?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研究者作了一道算术题。根据公明党在比例代表区所获票数,可以推算该党在每个小选区平均拥有近2.6万名支持者。刨掉这个数字,再看自民党得票情况。

按照这个方法,在2017年选举中,自民党赢得281个议席,62个得益于公明党协助。换句话说,没有公明党,自民党只能拿到219个议席,在众议院占比47.1%,没过半数。事实上,有研究显示自民党2017年在东京议会选举中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公明党没配合。

另外,公明党目前在众议院拥有29个议席、参议员拥有25个议席。数量不多,但对于自民党支持的议案,如修宪,能否在两院中取得三分之二席位至关重要。

正因如此,自民党不仅没有抛弃公明党,还对其产生依赖,经常对公明党让步。而公明党也常以执政联盟的“刹车”自居,炫示其对自民党的影响力。

研究显示,在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宪这两个议题中,自民党的提案内容明显向公明党妥协。例如,自民党原计划大幅修改宪法第九条两个条款,或将深刻影响日本现行军事外交政策,但正因为以和平主义和中道革新为建党方针的公明党牵制,最后改为维持原条款的基础上再新增条款。

当然,自民党虽不得不进行政策退让,但也赢得尊重盟友和选民意志的好名声。这令两党合作关系进一步强化。

2019年,日本迎来12年一度的“亥年选举年”,即同时举行统一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由于春季地方选举会影响夏季参议院选举的筹备,参议院选举投票率也相对降低,自民、公明两党为了打赢选战,联盟关系将更加牢不可破。同时,安倍政府也将在2019年全力推进修宪。自民、公明这对奇特盟友还将继续如跳交谊舞一般此进彼退、你来我往的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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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Liff AP, Maeda K (2018). Electoral incentives, policy compromise, and coalition durability: Japan’s LDP– Komeito Government in a mixed electoral system.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1. https://doi.org/10.1017/ S1468109918000415

在反腐并激励官员后,空气污染会改善多少?

图片来源:Holger Link/Unsplash

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令人堪忧,特别是空气污染防治任务艰巨。各地政府之所以对空气污染防治不力,同缺乏激励和政企合谋有很大关系。反腐败和绩效管理是全球公共部门改革的两项重要议程,而二者在中国能否增强政策产出仍然少有学者涉足。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飞速发展,腐败现象也亦步亦趋。腐败究竟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还是阻碍因素,仍然是颇有争议的问题。

反腐败是惩戒性的,而绩效管理是奖励性的,二者奖罚结合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法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反腐败和绩效管理可能导致不同的政策结果。

反腐败和绩效管理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互补的,也可能是此消彼长的。一方面,反腐败会减少政府官员的贪腐程度,有利于其更加关注如何完成政策任务。在绩效管理体制下,政府官员需要完成政策任务才能获得激励。但是,这既可以是通过合法手段而促进政策结果的实现,也可以采取弄虚作假或腐败的方式。所以反腐败也可以降低官员的腐败倾向,但也会令绩效管理难以发挥作用,因为腐败行为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可以是官员达成政策任务的重要动力。

当空气污染被作为重要的政策任务时,反腐败和绩效管理又对这一政策目标的完成程度又有怎样的影响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梁珈琪和美利坚大学的 Laura Langbein在最近合作完成的论文中对此进行了研究。

研究人员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5-2010年的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治理二氧化硫排放的情况。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地方政府在2006-2010年加强环境污染治理,特别是提出了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减排目标。这一新纳入的环保指标被作为各地绩效考核的约束性指标。因此,研究人员认为2007年及此后的绩效管理更加严厉,并认为前后两个时期的绩效管理强度会不同。

相对来说,二氧化硫排放是看得见的观测指标,因此该研究重点关注该指标。二氧化硫排放量数据可能被地方政府压低,而卫星遥感数据则更为客观,不受地方政府的干扰。研究人员使用欧洲空间管理局全球排放项目的卫星监测数据,以及地方政府发布的二氧化硫排放数据,来衡量客观的排放情况。

为反映政策的产出和结果,她们区分了不同的测量指标。其中污染物处置设备是地方政府可以控制的政策产出,污染物处置支出则反映了政策努力程度,而污染物浓度指标是衡量政策结果的指标。研究人员将每个设备可以处置的能力乘以设备总数,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治污能力。与此同时,他们还用污染处置财政支出,来反映地方政府治污方面的努力程度。

而为反映反腐败状况,研究人员使用各省检察院登记的贪腐案件数量来衡量其力度:即审查的贪腐案件越多,说明反腐败的力度越大。当然,这是在十八大以来大力反腐之前的状况,即案件查处数量可以反映各地反腐败的努力程度。

此外,研究人员还考虑了地方官员治理空气污染的激励因素。首先,研究人员使用省委书记和省长在下一次党代会一次会议的年龄同65岁退休年龄的差值,作为衡量其晋升激励的指标,因为越接近退休年龄的官员获得升迁的概率越低。其次,如果省领导同时兼任政治局委员,那么则认为其同中央更有可能保持一致。最后,以各省过去四届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总人数,来衡量该省领导的晋升潜力。

在控制了可能影响空气污染的其他因素以后,研究显示绩效管理的作用更加凸显,而反腐败的影响甚微。反腐败和绩效管理都明显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治污能力(污染物处置设备),而绩效管理还提高了污染治理的努力程度(污染物处置支出)。这说明反腐败和绩效管理都使地方政府更加注重空气污染治理,其中绩效管理的作用更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绩效管理的确降低了官方发布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但是反腐败和绩效管理都未能有效减少基于卫星遥感数据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与此同时,绩效管理的引入也弱化了反腐败对污染防治的正面作用,说明二者有一定的替代效应。

该研究还发现,官员激励的确发挥一定作用。省领导的年龄越大,越不会增加在空气污染处置方面的设备和投入。省领导兼任政治局委员,则更愿意减少空气污染,以同中央政策保持一致。

这项研究表明,绩效管理会提高地方政府防治空气污染的意愿,但是只对官方考核的指标有效,而对其无法操控的客观指标没有明显影响。反腐败对空气污染防治的影响不大,而且绩效管理的引入会进一步削弱其作用。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对这两个备受瞩目的工具抱有过高的期望,它们不是万灵药,且二者之间可能还存在竞争和替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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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Liang, Jiaqi, and Laura Langbein. 2018. “Linking Anticorruption Threats, Performance Pay, Administrative Outputs, and Policy Outcomes in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doi: doi:10.1111/padm.12562.

从主流到亚文化:谁在跳广场舞?

图片来源:新华社

晚上、(大)音量、公共空间、舞蹈、中老年群体,汇集这些关键词的广场舞在近年成为中国城市的一道独特的社会风景。广场舞不但引起了学术研究者的兴趣,跳广场舞的阿姨们的生活态度和“混搭”的穿衣风格,甚至让两位在上海生活的法国女生Elsa和Monique成为了她们的“迷妹”(两人还出版了一本相关主题的同名杂志)。

通过“混搭”——或者用更为学术的语言来表达——“拼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在《社会学研究》最新发表的论文,将广场舞放入亚文化研究视域,来理解广场舞为何集中在中老年群体,以及它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的社会学意义。

什么人在跳广场舞?

对上海城区11个广场舞团体的观察、焦点小组和个体访谈的结果显示,广场舞的受众有较为明显的人口特征。由年龄来看,大多是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女性,在周怡的样本中,这个年龄段的比例高达97.3%,也就是说广场舞的阿姨们一般是现龄55-67岁之间的退休女性。

从生命历程来看,这个年龄段的人有三段独特的经历。首先,因为正常教育被“上山下乡”活动中断,她们普遍只有初中或高中的教育程度。而其后的市场化改革又使这批多是普通工人或中下层白领的女性遭遇整体性下岗。最后,作为独生子女政策下的母亲和奶奶,退休后的“带娃”负担相对较轻。由此就不难理解广场舞的受众大多为中老年女性,她们退休后拥有较多自主的空闲时间。

然而,光是有闲还不足以解释广场舞的吸引力,还必须从广场舞对这一群体的意义去寻找原因。

在公共空间跳舞才是正经事

广场舞当然有一定的健身锻炼效果,但可以达到同样作用运动很多,为何要选广场舞?广场舞为何又一定要在广场、公园这些公共空间里进行?

第一个原因与上面提到的这一群体的人生经历而形成的集体认同感,有直接关系,例如一个受访者表示:

“我们这些人多少有点舞蹈基础,否则不会选广场舞。这个基础早从“文革”的群众文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那时候差不多初中毕业,下乡的、进工厂的,好像都非常重视文艺,加入文艺宣传队。参加演出,也跳过忠字舞,后来跳交谊舞,再就是现在跳广场舞。交谊舞比较特别,需要男舞伴,一来家里老公不放心,二来男人爱跳舞的不多,因此逐渐没人跳了。这时广场舞来了,它是一个相对简单多样,能够适合不同层次的人加入的舞蹈,自由自在,自己想跳啥跳啥,属于可以很快普及的群众文艺吧。”

另外一个原因则和追求自我的表现有关系,比如另一位受访者表示:

‘我平时是比较内在羞涩的性格,总觉得女人应该含蓄内敛,显得守妇道、有涵养一些。退休没事,晚餐后总出来转转。看见楼下广场聚集不少和我同龄的女性在一起跳舞,就看看望望,虽然对老歌老曲有感觉,但还是羞于跟跳,因为那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每天这样路过,差不多10天左右,这里的领舞者看我女总来,就主动搭讪我,问这问那,渐渐和这里的人熟了起来,她们邀我一起学跳,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跟跳起来。起先,边跳边特别留意路人,生怕还上熟人,回家也不敢和老公说。一般刚跨出这一步的时候很难为情。大约战战兢兢过了1个多月,真的跨出了,觉得这个团体活动很好。逐渐也不怕被人怎么说、怎么看自己跳广场舞了。老公知道后也非常支持,有时候还下雨或者没去,他反而问,“你为什么今晚没去?”后来,我们这群人一起出国,在国外街头上老外吹萨克斯管,我们就很大方地跳起来,一点儿难为情都没有,反而非常自豪,老外也感受到中国“大妈”的开心样子,因为一下围过来很多人,他们吹得、我们跳得就更起劲了’。

广场舞不但满足了中老年女性的社交和自我表现需求,某程度上广场舞也是过去多年集体生活的一种延续。周怡的访谈发现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一些在外人看来有点难以理解的现象。

第一是广场舞的音乐品味,除了常见的红歌外,也有《小苹果》和《最炫民族风》这样的“网络神曲”。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风格和歌曲内涵上的跨度,是因为对于阿姨们而言,歌曲具体表达什么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节奏强劲,这样才适合跳舞。因此,放红歌不一定等于认同背后的意识形态,喜欢《小苹果》也不必然意味着阿姨们拥抱网络文化。

另一个现象是,阿姨们知道广场舞可能会扰人吗?答案可能是真不知道。所有被访谈对象中,没有一个表现出她们的行为可能“占用”了公共空间的意识。“广场舞嘛,不在广场跳,就不叫广场舞啦”的观点似乎在阿姨们中颇为普遍。

阿姨们对“公共空间”无意识,与外界对“广场舞大妈”的污名化不无关系。然而,这却不能简单归罪于她们或广场舞这一亚文化现象一方。

对她们的“污名”,涉及集体主义时代“群众”概念的变迁和消逝,也涉及“公共空间”意义的变化和再造,以及在城市规划者心目中,广场这样的“公共空间”的功能是什么,属于谁,应服务于谁。

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以及更往后的后奥运时代,如澎湃市政厅《重塑:广场和舞》一文所写那样:“当百花齐放的广场舞被视为‘奇葩”,大妈们脚下的广场的意义又在悄然改变:公共空间的战略性任务完成,广场舞到了回归生活的时候,却尴尬地发现生活的广场容不下她们。”

在集体主义时代代表主流价值体系、也因彼时的集体经历而需要在老龄时期回到“广场”寻找集体认同感的她们,与如今的城市公共空间定位格格不入。她们并不是城市规划者心目中需要服务、具有多样城市空间使用需求的“群众”,更不是具有“城市权利”(列斐伏尔,1967)的主体。她们“扰民”,其活动的美学表征并不适应时下的城市公共生活。其他更满足作为商业消费空间的城市“公共领域”的群体,也不希望与其共处。她们不受欢迎,最好回到“私人领域”。于是,有了广场舞团体“争抢”、“霸占”空间,也有了对广场舞的“污名”,以及被“打扰”的居民放狗咬人等奇闻。广场舞阿姨们对“公共空间”的争夺,也因而具有了边缘群体的“亚文化”反叛意味。

广场舞会消逝吗?

如果纯粹从上文对广场舞的社会意义进行理解的话,广场舞很自然会被解读为中国中老年女性对自我个性的解放,但周怡认为这会忽略中国女性仍然受到传统价值观约束的事实。“做完吃完晚饭,打理完家务,我们才能出来跳舞呀!女人做家务是本分。”某受访阿姨如此表示。

回到文章的开头,“混搭”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形容,来解释广场舞能同时包容集体和自我、主流意识形态和网络亚文化,以及世代人生经历差异等内容价值意涵跨度极大的元素。正因为如此,广场舞的出现和热潮可能是某个年龄段群体的一种文化实践,往后的世代进入老龄阶段未必会做同样的事情,广场舞也许就自然地消逝了。

从主流价值体系的代表,到作为一种亚文化群体的跌落,广场舞阿姨们经历了年龄的衰老、时代的跨越,也经历了新时期城市“公共空间”的变迁和重塑。从“亚文化管窥广场舞,以及“中国传统的女性家庭角色观念对广场舞的制约或规整作用”,可能与在年龄方面更多关注青年群体的既有西方亚文化理论,形成对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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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周怡:《“大家在一起”:上海广场舞群体的“亚文化”实践─表意、拼贴与同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5期。
  • 宫羽:《重塑:广场和舞》,《澎湃市政厅》,2015年7月27日

撤县设区”还是“省直管县”?

图片来源:Google Maps

张镇宇/政见特约观察员

2018年,山东省济阳县“撤县设区”,从省城济南市的下辖县“变身”为下辖区,被认为是“南融省城”的关键一步。2019年春节刚过,山东省宣布,各县可将一个急需改进的问题直接上报省委省政府,被认为是“柔性的省直管县”……

城市化过程中,是由市一级政府主导“撤县设区”,还是由省一级政府主导“省直管县”?从财政权限上看,“撤县设区”将原本和省政府直接挂钩的县级财政转为和市财政挂钩的区级财政。那么,省市两级政府之间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存在垂直竞争关系?

在一篇发表在《当代中国》上的最新论文中,香港科技大学的Warren Lu 和Kellee Tsai 两位学者通过2011年至2016年间田野调查,突出强调中国省级政府在地级市“撤县设区”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展现了政府复杂的层级关系。

市级政府按自己的意愿“撤县设区”?

地级市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三大城市群建设”等规划方案都凸显了它们的作用。为了都市区发展壮大,出现了“撤县设区”。在重庆1997年设立直辖市,县的数量多于区,而现在则正好相反。

研究者认为,从长期来看,县改区有利于资源整合,促进城乡协同发展,减小城乡差异。因为有规模经济效应,扩大土地资源,加强财政收入统筹协调和提高城市能级等诸多好处,通过县改区的方法扩大城市规模,加快经济发展对各个地级市来说似乎是一个明智之选。

有分析表明,当一个中国城市的人口约为250万至380万人之间时,规模经济效益最为明显,第三产业发展最快,因此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应该扩大规模。亦有研究表明,一些地级市如果人口翻番,那么整个城市的生产率会提高20%到35%。

当然,在讨论这些问题前,首先要明确地级市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根据自己意愿撤县设区。

绝大多数对中国行政体系的研究都认为,中国层级制度清晰。在这样的层级体系下,地级市看似可以根据自身意愿撤销行政级别更低的县,并将它们改为市辖区。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发现“撤县设区”都或多或少遇到阻碍。

例如,号称“最强地级市”的苏州,也不得不通过以“让省政府直管昆山”作为“筹码”来换取吴江市改区。阻碍正是来源于1990年代以来的省、县级政府间关系的加强以及随之产生的县对省市两级的“双重汇报”制度。

从“市管县”到“双重汇报”

1980年代起,传统“市管县”模式产生一定的问题:在当时清晰的层级体系下,一些地级市利用县的“经济成果”去完成自己的发展目标,俗称“市刮县”。因此,自1992年起,一些省份开始“强县扩权”试点,让县级政府在部分事务上,尤其是财政资源的上缴与分配方面,绕过地级市政府,直接与省政府产生联系。

县一级自主权增加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腾飞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自2000年代初以来的中央一系列文件都鼓励省级政府扩大其对县级政府的管辖权。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强县扩权”都没有能够使县完全脱离地级市,从而实现完全的“省直管县”。市级政府依然在某些方面享有对县级政府的管辖权,造成县对于省和市的“双重汇报”。

这在无形中导致省市两级政府竞争:省里希望最终实现“省直管县”,而市里则希望能推进“撤县设区”。矛盾导致各地级市希望加快“撤县设区”的脚步,来避免辖下县最终被直管的不确定性。从另一方面来说,地级市也希望通过“撤县设区”扩大发展空间,整合资源。

研究者认为,希望加强省、县直接联系的政策导向尽管在当时具有合理性,但时至今日已无法“一刀切”地适用。推进“省直管县”意味着削弱市一级政府对于全市范围内资源统筹的能力,很有可能导致一些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扩大发展空间的城市受到阻碍。

垂直竞争折射二线城市“撤县改区”困境

“撤县设区”需要省政府批准以及上报民政部,而省市存在资源竞争则意味着,地级市可能不得不在“撤县设区”中做出妥协。正如苏州市在吴江“撤县设区”中所做的那样。这样的妥协也就意味着,一些地级市并没有能力将所有的县改为区。

由于“强县扩权”往往从“财政省管县”开始入手,地级市当然希望能首先让下辖财政实力最强的县变成区,从而保证其不被省政府直管。然而苏州将吴江改区,不是财政实力更强的昆山或张家港。江苏省泰州市同样没有选择最富裕的靖江,而是选择了财政收入最低的姜堰进行“撤县改区”。在全国都是如此吗?

2011年至2016年,68个城市的78个“撤县设区”案例帮助研究者得出结论。在15个省会城市中,有10个城市(67%)都将自己财政实力最强的县变为区;在非省会的53座城市中,只有13座城市(25%)这样做。“强县弱市”的现象通常出现在非省会城市。

研究者认为,这反映了省级政府有意支持省会城市“撤县设区”,使之代表本省最高经济发展水平;对非省会城市,则倾向于将其辖下的财政最强县进行直管。为了让县改区计划顺利实行,非省会地级市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撤改财政收入一般的县从而获得省政府支持。

那为什么仍有13座城市成功将最富裕的县“据为己有”呢?研究者解释,有10座城市是因为“区少县多”,甚至有很多市只有一个区。其中有些城市还是省内经济大市,却没有得到相匹配的市区规模。例如浙江绍兴,被定位为杭州都市圈副中心城市,曾经只有越城区一个区,直到2013年才加入了柯桥区以及上虞区。另外三个城市则是因为符合中央提出的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协调发展的原因而成功把最强县改为区。

研究者表示,政府间垂直竞争显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通过县域经济发展起来的非省会城市。在诸如宁波、苏州、无锡等二线城市中,经济指标均高度依赖于下辖县。如果类似“撤县改区”“省直管县”的竞争持续,这些城市不得不为经济发展和财政来源找寻其他出路,很可能又会走上依赖土地财政的老路子。当我们期望通过县域经济“起家”的城市转型升级、拓宽发展空间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些城市所处的制度环境是否“束缚了它们的手脚”。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参考文献

  • Lu, W. W. & Tsai, K. S. (2019). Inter-Governmental Vertical Competition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8(115),99-117.
  •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0670564.2018.1497914

如何衡量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经济政策的朝令夕改,让很多人、企业很是头疼。不过最近,香港浸会大学的陆尚勤和黄昀的一项研究便将这一阴晴不定的情况转变为可以测量的指数。

此前的一项研究是对全球各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比较,并使用香港的《南华早报》来计算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Bloom, Baker and Davis 2016)。但是,《南华早报》更多反映了香港的经济状况,且单独一份报纸会对指数造成较大干扰,也不利于开发更细致的测量指标。

因此,研究者便使用了10份大陆报纸,重新建构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研究者从慧科新闻(报纸)数据库中的114种报纸中,选取了《北京青年报》、《广州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海早报》、《南方都市报》、《北京日报》、《今晚报》、《文汇报》和《羊城晚报》这10种报纸。

为什么要选取这些报纸呢?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数据是最完整的,并且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发行。研究者在每份报纸的网页版中都搜索与经济、不确定性和政策相关的文章(关键词如图1所示),然后将这些文章的数据进行统计,并加总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

图1

研究者参考美国学者的做法,利用10种中国报纸建构了一个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研究显示,这套指数可以较好地反映中国经济政策的波动情况,同许多重大政策调整都能较好地吻合。与已有的指数不同,研究者使用中国各地报纸的数据,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股票价格波动、就业和产值的变化(如图2所示)。

图2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变化情况

这套指数覆盖中国2000—2018年的变化情况。通过该指数,我们可以对中国每月和各个领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进行度量和比较。

针对财政支出、货币政策、贸易政策、汇率和资本账户政策,研究者还专门开发了政策不确定指数。此外,他们还使用114种报纸开发了每日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

图3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

图4 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的不确定性

图5 2018年迄今的每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他们的研究显示,媒体审查不会对该指数造成显著影响,这可能与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对经济政策不那么敏感有关。目前,他们把所有数据公布在网上,有兴趣的学者、官员和媒体记者都可以免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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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Yun Huang and Paul Luk. 2018.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 China.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数据网站

  • https://economicpolicyuncertaintyinchina.weeb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