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智库评估“一带一路”投资可带来七大风险,中国如何应对?

图片来源:《“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

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临近, “一带一路”倡议也再次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

近日,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布报告,提出“主权维护”“透明度”“债务可持续性”“本地经济需求”“地缘政治风险”“环境影响”“腐败风险”等“一带一路”投资带来的七大风险,并以此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十个项目分别进行了评估。

这十个项目包括:厄瓜多尔的科尔科多辛克雷大坝工程项目、阿根廷的卫星和太空工程项目、布达佩斯到贝尔格莱德铁路项目、津巴布韦的人脸识别项目、以色列的海法港项目、巴基斯坦的煤电站项目、塔吉克斯坦的中土输油管线D段等。这些项目既有加强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有大型能源项目,同时还涉及科技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合作项目,基本涵盖了“一带一路”的主要方面。

在CNAS的报告看来,中国与相关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这十个项目中,上述七大风险均较为突出。

其中,透明度不足是所有项目共同存在的风险。如在厄瓜多尔的科尔科多辛克雷大坝工程项目中,中国进出口银行提出的贷款条件是必须使用中国生产的主发电机组;阿根廷的太空工程项目谈判过程一直处于秘密状态,甚至连当地警察都不知道;以色列与中国上港集团达成的协议中,具体融资协议也一直不为外界所知。

第二突出的是财政可持续性,有七个项目存在这一风险,还有三个项目向外界披露的相关信息不足。比如:中国在巴基斯坦的煤电项目中,要求巴基斯坦财政部以巴基斯坦主权信用作为担保,巴基斯坦也已遇到还贷困难;在塔吉克斯坦的中土石油管道D段项目中,中国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利润分成尚不清楚,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该项目态度消极,项目建设已暂停,可能导致先期投入无法收回。

第三突出的是主权维护和地方参与,各有六个项目存在风险,剩余四个项目披露信息不足。比如:缅甸皎漂港完全由中资企业承建,中国企业获得该港口50年运营权,并可能将运营权延长25年;津巴布韦的人脸识别项目可以使中国企业掌握津巴布韦所有民众的面部特征信息,存在数据风险;匈牙利铁路项目中,中资贷款利率与中国企业参与程度相关,对匈牙利本国企业的参与建设设置了门槛等。

报告还分别就上述项目,在地缘政治风险、环境可持续性和抵制腐败等方面进行了评估,认为上述项目也都或多或少存在相关风险。

同时,为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形成反差,报告还特别选择了日本援建瓦努阿图维拉港码头项目进行分析,指出日本援建项目不存在报告提出的七大风险,是国际援建基础设施项目的“更好方式”。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报告?怎样更好面对近期西方智库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和批评升级?

首先应该保持定力。“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崛起大国提出的战略经济宏伟计划,受到外界的密切关注是很正常的。西方媒体和智库对“一带一路”总体持警惕和批评态度,提出的一些观点难免会有些偏颇,比如该报告将中国与阿根廷的太空卫星合作与“一带一路”挂钩,显然有点牵强,这一项目更应纳入双边科技合作范畴。

第二,要塑造好“一带一路”概念,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全球公共产品”,有着更强的主观能动性,也要考虑到中国自身的承受能力。日本以资金技术为主的援建模式并不适合“一带一路”。中国还需要对“一带一路”概念进行更准确地描绘和塑造,要主动讲好“一带一路”是什么,而非一直跟在西方媒体后面解释“一带一路”不是什么。

第三,要精心画好“一带一路”的“工笔画”。不可否认的是,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概念先行、中层政策规划和资源协调缺失等,在具体项目建设过程中也有不足,报告中提到的一些风险并非空穴来风。因此,还应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水平,少一些概念炒作,多研究好“一带一路”中出现的新问题,并能提出解决方案,精心画好“一带一路”的“工笔画”,推动这一重大战略经济倡议逐步成为现实。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参考文献

  • CNAS, “ Gra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2019).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beltandroad

硬核田野:教授卧底越南性产业

李傻圆/作者
Targaryen/编辑
阿永/美编

你想象中的越南声色场所是怎样的?廉价酒吧里穿着暴露的性工作者主动跟顾客调情,一次性服务只要几百块,不时还有小姐对街上的游客大声招揽;或者是DJ躁动着心跳的高级酒吧,小姐的打扮同样性感,但花更多时间陪顾客喝酒、聊天、游戏,性交易里还增加了很多情感劳动;或者你猜想会有更加隐秘的高级夜总会,熟门熟路的政要与富商出入其中,性工作者的举止要得体,性感得要有格调,性交易甚至已经沦为次要,一掷千金的炫耀才是消费的核心主题。

《Dealing in Desire》作者 Hoang
图片来源:vietnamnet

所有这些不同的想象,《Dealing in Desire》这本书里都有。Hoang在胡志明市四家迥然不同的酒吧当上了酒保和皮条客妈咪。她和性工作者打成一片,探访着皮条客妈咪和男性顾客的内心世界,描绘了经济崛起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声色世界。但这本书还不止于此。Hoang的视线穿透了每晚的歌舞与苦涩,记录了西方与东亚、发达与贫困、崛起与衰落、传统与现代、污名与荣誉交织在一起的性工作世界。

四家酒吧和四种顾客

Khong Sao Bar隐藏在胡志明市中心繁华商区的高级酒店与餐厅之间,只向一个政治精英小圈子开放。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越南的经济,正如中国的读者能够轻易想象地,极其依赖政治精英的非正式圈子。没有关系就拿不到土地、办不好审批、更得不到信任。在这样的非正规的经济生态中,信任无法在谈判桌上轻易取得。所以,Khong Sao Bar不仅是一个娱乐场所,更是一个建立信任的非正式社交场合。越南本地的新政治与经济精英,以及来自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东亚主要经济体的投资人来到这里,在每晚几千美元的酒水与色情消费中炫耀经济实力、建立私人关系。

Lavender Bar(直译为薰衣草吧)是向公众开放的高端酒吧,但其核心定位是服务海归的越南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定居的海外越南人虽然未必大富大贵,但以越南的标准来看,每晚花三四百美元喝酒的他们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他们在发达国家或许享受不起奢侈的夜生活,甚至反遭种族歧视,回到越南却可以在Lavender Bar唱起了怀旧故土的靡靡之音。Lavender Bar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排斥西方人。当白人男人们在门口排起长队时,作为VIP的海归越南人穿过他们径直走进店里的卡座。这种逆向歧视的优越感,是夜生活的快乐源泉之一。

Secrets(直译为秘密)反其道而行之,把经营对象瞄准长期停留越南的美国与西欧国家的男人。他们或者被外派至此,或者频繁到胡志明市商务出差。虽然这间店完全开放,酒吧内却几乎全是男性。偶尔有女顾客推开门,也会很快因为这里不适的气氛而离开。店里的小姐们主动和西方顾客喝酒聊天,帮助他们纾解工作中的压力与不满。性服务往往还发展成更长期的关系:固定主顾、伴游、paid girlfriend等。

Naughty girls(直译为顽皮女孩,或下流女孩)是最接近红灯区的酒吧。它的主要顾客是旅游越南的西方男人。这家店开在热门的游客商区,附近都是旅馆酒店、导游中介以及游客餐厅。Naughty girls完全开放,从大街上就可以对店里一览无余,有时还有店里的性工作者招徕行人。这里的性交易最便宜,一次只要50-100美元,而且大多是一次性的。西方的男游客到越南来寻找一种落后与贫穷的想象,他们消费的是被贫穷所迫而出卖自己身体的、黝黑纤细的第三世界女性肉体。

越南性产业的历史与全球资本的兴衰

四家酒吧和四种顾客标记了越南性服务行业的等级分别,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历史的、文化的、社会关系的。对性产业等级的理解,必须被定位在越南的历史和越南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中。

1867-1954年,越南是法国殖民地。白人是毫无争议的社会最上层,买春是殖民特权的表现之一。西贡(胡志明市旧称)的妓院为殖民者而开,只有下层妓女在街头和越南人做生意。殖民地时期结束后,越南又陷入了和美国漫长的战争。1962-1975越战时期,性产业的主要消费者是美国大兵。美国军方所谓的休息与消遣(Rest and recreation, R&R)其实就是送美国大兵到东京、韩国、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夏威夷等各种地方嫖妓。

越战胜利后,越南迎来了社会主义整风,1975-1986年间,越南政府致力于拯救“堕落妇女”,性产业消失殆尽。然而,结束了殖民统治、摆脱了美国控制的越南并没有因此迎来经济繁荣。面对经济难题,越南跟随中国的步伐,在1986年开始了经济自由化改革。这也意味着性产业的回归。1986-2006年间,能否接触到西方资本成为了经济成功的关键标志。这时,来自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海归越南人成为了最上层的经济精英,也因此成了性产业最上层的消费者。

越南城市街景
图片来源:trutravels

但随着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增加,海归们很快就失意了。2006年,越南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外国资本对越南的影响进一步加大。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西方资本,相比之下,来自台湾、香港、韩国、东京、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的亚洲资本开始崭露头角,逐渐占据了在越南直接外国投资的主要部分。在迎接外国资本时,越南本地的政治精英们再次崛起,依靠他们掌握的政治资源、与国家沟通的技巧以及本地的精英社会网络,迅速成为越南的财富新贵,成功地站在了新时代鄙视链的最上层。

四种欲望和四种对策

性产业的光谱映射着越南社会复杂的等级纹路。性工作者们在不同等级里挣扎,男性们又何尝没有在这种分层中徘徊与焦虑呢?四家酒吧的四种顾客展现了四种男性气质(masculinity)。这些特质和越南人的历史记忆以及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交相呼应,为我们绘出了胡志明市色情消费的当代画卷。

60-70年代越南bar girl与顾客
图片来源:vintag

光顾Naughty girls的西方游客们希望在越南重新找到西方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首先是身体上的对比。这些旅游的嫖客喜欢吹嘘自己的阳具比越南男人大、性能力比越南男人强、在性交中更能满足越南女人。他们怀念传统的男人养家的婚姻关系,尽管他们的经济能力在西方往往支撑不起这样的婚姻。所以他们来到想象中的第三世界贫穷国家,通过资助想象中的来自农村的、被迫卖淫的贫穷妓女来获得满足感。

服务于这些西方游客的性工作者策略性地配合这种愿望,把自己塑造成“第三世界的依附者”,以期待从顾客那里挣更多钱。在外观上,她们只穿廉价而性感的衣服,在化妆时突出越南人的深色皮肤,比较好的首饰、名牌衣服、iPhone在工作时显然都会收起来;在互动中,来自农村的无助女孩的人设显然最受欢迎。有些小姐还带顾客到乡下去,展示自己贫穷的乡村生活与破旧的房子,诱使这些西方男人出钱资助她们。有些人全家已经搬到城里了,但是还会找破旧的村屋伪装成自己家。性工作者帮助这些西方男游客们获得来自西方国家的优越感,在资助她们时感觉自己简直像是个英雄。

在Secrets寻找慰藉的是生活在“国际化的失败”和“本地化的成功”夹层中的西方男人。一方面,他们比那些西方游客更有钱、也更懂越南,所以他们在这种对比中享受一种优越感;另一方面,他们只是发达国家金融行业中的失败者,所以才最终被派到越南,而且在这里毫无翻身机会。在越南重新适应他们的新工作时,他们的男性气质感到挫败。以越南的物价来说,他们又算是当地的成功人士。在这样的复杂情绪中,他们在与性工作者的互动中寻求崇拜与慰藉。在面对这样的顾客时,性工作者依然展示依附性的贫穷越南人形象,只是她们更希望发展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同时通过礼物、购物、旅行、资助创业等方式获得报酬,而不仅仅是一次性的、直接的性交易。当然,西方男人对越南女性身体的性化是类似的,他们渴望的都是深色皮肤的、纤细的、代表亚洲风情的女性肉体。

西方移民又是海归越南人获得优越感时的参照群体。Lavender bar的海归越南人通过排斥西方人和炫耀性消费创造一种优越感,在西方国家他们往往是没有这种机会的。白人男性在Lavender的高峰时段要排队,进门后通常只在吧台消费;海归越南人作为VIP从不排队,总在卡座区消费,而且要点贵得多的整瓶酒,伴随着浮夸的开瓶仪式。给陪酒小姐小费是海归越南人证明经济实力的另一种炫耀性消费,而白人男性拒绝学习这里的小费文化。回归越南的海归们渴望一种复古的现代化,他们既想要消费现代女性的肉体,又怀念想象中顺从的越南女人。面对这样的顾客,性工作者要付出双重努力,既要展现现代化的女性身体,又要表现复古的越南女性特质。在外观上她们要现代化,特别是要白,因为深肤色代表着落后的农村人;身材要纤细,这才比西方女性“更女人”。在与客人的互动中,她们要展现传统越南女性的温柔与顺从,展现对男性的崇拜与依赖,以满足海归越南人对传统女性的复古情结。

在新时代的胡志明市,站在鄙视链顶端的是本地的政治经济精英,以及崛起的亚洲资本支撑的男性气质。这种男性气质通过奢侈消费展示自己的财富,却往往又要活在历史记忆的阴霾中,不断地通过羞辱衰落的西方和海归越南人展现自己的实力。Khong Sao Bar的消费都是以现金结账,因为大手笔地花现金不仅是消费能力,也是对西方人过度依赖信用卡、不能恣意糜烂的鄙夷。带现金也意味着可以多给小费,这也是满足优越感的方式,因为西方人和海归越南人不会这么慷慨。新的政治精英们想要的是亚洲崛起的新时代女性,所以性工作者努力的方向是韩国、日本、香港的女明星。在外形上她们要白,但不是西方人的白,更不能像西方人那样不娇小。Khong Sao Bar的小姐还会为了更好的形象去整容。整容的关键是脸型,特别是鼻梁。很少有人做丰胸手术,因为胸部的大小不是关键,如何穿内衣展现身体更重要。这里的嫖客不仅不介意小姐整形,有时甚至以此为荣,因为连小姐也有钱整容是越南经济崛起的标志之一。

性工作者和妈咪们的人生起伏

四家酒吧的妈咪也是酒吧的实际经营者,她们的人生经历是一种另类的创业故事。

Khong Sao Bar的经营者Hanh出身贫农家庭,16岁开始在一家小酒吧当歌女。Chu是越南一个非常有权势的家族的左右手,他发现了Hanh并且鼓励她到首都发展,在那里她将经营一家高级夜店,供有权有势、又需要隐秘场所的人娱乐。Hanh后来的商业成功完全是这个家族政治成功的副产品。但是她的创业成功又不能只归为运气。Khong Sao Bar本质上是一个生意场,Hanh既要四通八达、联结关系,又要能够保守秘密、取得信任。本质上,她和她的客户们是互利共生的关系。几年后作者再回到胡志明市时,随着越南政局的变化,Khong Sao Bar已经物是人非,Hanh也已转头专心经营投资的饭店了。政商生态变了,风月场所也就随着变了。

Lavender Bar的两位经营者Tho与Huyen来自城市小康之家,原本在广告行业工作。接触夜店市场之后,她们决定把品牌营销的知识应用到这里,针对海归越南人的奢侈娱乐幻想定制一家夜店。她们不仅满足了海归越南人的虚荣心,也利用这种虚荣心给Lavender的陪酒小姐们挣来了很多小费。这些海归在给小费时体验到了奢侈消费的优越感,同时又隐隐地害怕不给小费变成对自己的公开羞辱。Tho和Huyen起步于本就拥有的人脉资源与经济基础、专业知识以及家庭的支持,最终靠的是来自海外的消费。多年以后,随着类似酒吧的竞争越发激烈,Lavender老板不愿意继续为这家店投资,两位妈咪也就转行经营别的生意了。

Secrets的老板Lily和Naughty Girls的老板Tina都来自贫困农村,很年轻时就进入了性产业。她们都依靠来自西方国家的客户近乎慈善性的支持,这些客户的投资帮她们变成了老板。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Lily和她的客户建立起了稳定的关系,这位客户在投资和开业的过程中给了她很多建议;Tina则是和很多客户保持关系,从这里或那里不断获得多多少少的资助,最初成了酒吧老板。当然,这些西方男人也知道Lily和Tina对他们并不忠贞,他们所寻找的更多是解救堕落少女、当回大男人的成就感。

图片来源:ozy

然而,并不是每一位性工作者都能成为成功的创业者。事实上,尽管所有的妈咪们都建议她们努力存钱、为她们提供投资与理财建议,大部分的性工作者在经历了经济上的波动之后,最终都没办法拥有自己的小生意。她们的出路只能是回到农村、嫁为人妇、生儿育女,或者是年龄渐长后在城里找别的生计。性工作者们经历的经济波动,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从事高端性服务的小姐们不断经历经济上的大起大落。这里小费和性服务的收入比较高,而且如果有嫖客愿意建立长期包养关系,她们的收入会直线上升。但是性交易始终是不稳定的,包养关系也从来不会维持太久。高端酒吧的性工作者挣得越多,她们维持自己的身体与形象所付出的成本也越高,整容、化妆品、高端的衣服与配饰都浪费钱。随着年老色衰,她们终将面临收入的急剧下降。

Naughty girls和Secrets的小姐们通常是忍受不了机械单调又压抑的工厂工作才进入性行业的。虽然她们需要付出免费的陪酒劳动,而且每次性服务只有50-100美元,但她们经历了真实的、稳定的收入上升,因为工厂工作每月收入也不到100美元。由于她们不需要在维持摩登形象上支出太多,她们的经济改善反而更加真实。虽然她们并不是西方人想象的贫困所迫的农村女孩,她们的很多收入也确实回归到了农村家庭,用来帮助家人改善住房条件与生活条件、帮助兄弟姐妹们上学等等。

尾声:自主性、道义经济与个人的无力

西方的媒体、女权主义者、一些女性服务NGO都喜欢把第三世界的性工作者描绘成性产业中可怜又无力的受害者,一群贫穷且弱小的女人在妓院中被迫和男人发生性交易。Hoang挑战了这种刻板印象。事实上,她遇到的很多性工作者把自己描绘成勇敢的劳动者,她们勇敢地摆脱了无聊的、剥削性更强的工厂工作而进入了性服务行业,在这里她们拥有了对自己的身体和劳动更多的控制权。这是商业化的性,而非人口买卖式的性交易。尽管这是极富污名性的工作,但是她们通过为家庭提供经济补贴、改善家庭生活,也为自己赢得了一种另类的荣誉,扭转了彻底的污名化。性工作的场所也从没有直接的强迫。Hoang从没见过一个女人被迫卖淫。恰恰相反,性工作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团结,她们分享化妆打扮的技巧,在陪酒时互相分担,遇到过分粗鲁的嫖客时互相掩护,在骗取西方男人更多钱时互相帮助。

曼谷红灯区工作者
图片来源:oyz

妈咪们既需要小姐们卖淫,也必须给她们提供保护。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小姐们的收入只有小费和性交易,陪酒是为这些酒吧提供免费劳动。没有这些免费劳动,酒吧的生意就做不下去。当性工作者不愿意陪嫖客离开酒吧时,妈咪会坚决支持她的决定;有客人想要赖账时,妈咪们甚至会请求当地的黑帮来帮助讨回她们应得的报酬。事实上,如果妈咪们无法提供这种保护,小姐们就会弃这家店而去。一种互惠的道义经济在妈咪和性工作者之间建立了起来。

然而,“任人摆布的依附者”的迷思固然需要被打破,我们也不应该美化性产业中的剥削与压迫。妈咪与小姐之间固然有互惠的道义关系,但这并不能改变性工作者被皮条客妈咪剥削的本质。离开工厂、参与性产业固然是女性重新掌握自己的身体的自主行动,但微观上的自主性不能改变宏观上的强迫。归根结底,是第三世界女性在结构上的弱势地位:来自血汗工厂的剥削,来自父权家庭的束缚,来自资本的赤裸裸的强奸,使得女性只能通过表演对男性的依附、承受男性的肉体侵犯来获得有限的经济权和自由。女性参与性工作的自由,只有在取消了阶级与世界资本秩序的不自由之后,才真正值得讨论。

本文转自微信公号“一颗土逗”

参考文献

  • Hoang, Kimberly Kay. 2015. Dealing in Desire: Asian ascendancy, western decline, and the hidden currencies of global sex 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EO的风险厌恶如何影响企业对于“关系”的构建

图片来源:新华社

在中国,“关系”一直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绕不过的话题;学界也多有研究,(英文)学术界对“关系”的研究直接以Guanxi而不是其他已有的英语词汇来指称,可见“关系”在中国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形态。

已有的一系列研究主要致力于探寻“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及其地位的变化。其中对于企业为何要依赖“关系”的分析多从企业拥有的资源,所处环境和战略目标等角度来切入。一项近年的研究则侧重从企业管理者的角度来解释“关系”对企业的重要性。自瑞典隆德大学的Sonjia Opper 和Håkan J. Holm以及康奈尔大学的Victor Nee利用随机试验的方法,通过对长三角地区6座城市345位私营公司CEO的调查分析,发现CEO个人的风险厌恶程度与开展“关系”构建的活动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下文简称“负相关关系”)。

此外,他们也发现当风险厌恶强烈的CEO们能妥善利用“关系”的时候,这些公司的业绩可能会更好。更普遍意义上来说,这项研究强调了个人的偏好会影响整个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市场表现。

“关系”的风险

之前的研究表明,公司对于“关系”的依赖源于市场的不规范以及市场化程度不足。由于相关法律的不周全以及较弱的推进力度、政府对生产资源的强力把控等因素的存在,导致公司不得不通过构建良好的“政商关系”以及“商业关系”来获取公司发展所需要的战略资源和服务,例如政府贷款,政策导向的发展基金,土地出让的优先权,进口执照等等。除此之外,良好的“关系”构建可以在法律落实不完善的社会大环境下对企业起到保护作用, 防止公司被突然“查处”或者在仲裁中被“暗算“等等。

但“关系”在带来这些好处的同时,其本身也是有风险的。最主要体现为在关系建立过程中付出的可观投资并不能保证未来可期的回报——有一个时间上的鸿沟(temporal gap)——回报的时间和质量都无从保证。

具体来说,“关系”存在风险有两个原因,一是环境性的,或者说是“状态的不确定性”(state uncertainty),意即无法明确周遭环境的构成情况,也就无法预测环境的变化。这就带来了一种矛盾——为了应对环境不确定性而建立关系,但这一策略对于应对环境中不确定的变化是无能为力的,恰恰有可能这种“关系”的构建实际上增大了这些预测这些活动影响的难度(effect uncertainty)。这或许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符,例如在政商关系的构建中,地方官员调度频繁、反腐运动,又或者是新政策的出台让资源对市场更加开放,都会让之前的投入打了水漂。第二个原因是关系性的:组织间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属于个人的,因此关系是否能有效利用还取决于相关人员对企业的忠诚度、付出等等。

风险厌恶与CEO的个人决策

风险厌恶是行为研究领域非常常见的一个概念。简单来说,人们在面对同等收益和损失的时候,会认为损失更令人难以忍受。例如,丢失100块钱的伤心远大于得到100块钱带来的快乐。现有的实验和研究表明,风险厌恶意识强烈的人会避免抽烟和剧烈运动,减少投资活动,并且成为自由职业者的概率更低。

那么每个公司的CEO在决定是否投入资源进行”关系”构建时,他们的决策又是怎样被风险厌恶所影响的呢?一个被广为验证和接受的基本假定是,所有人都会优先选择风险较低而回报较高的战略,并且在低风险和高回报两个目标之间进行权衡。想要提升公司的商业表现,除了依赖“构建“关系”这样相对高风险的策略之外,亦有增加总工时或者提高生产率之类这样风险更小的办法。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假设,CEO风险厌恶的程度和对“关系”的依赖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CEO越厌恶风险,那么他选择将公司资源投入到任何一种“关系”构建中的概率也就越小(假设1a、1b)。

在这里,研究者们着重区分了“政商关系”以及“商业关系”的不同。由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改革进度不同,两类关系所面对的“状态不确定性”——不确定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除了一些国家严格控制的经济领域,许多的行业由于自由化,其中大量公司国际化,走入国际市场并且遵循严格的市场标准行事,这导致了一个竞争更激烈,更动态的市场,也因此维持企业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商业关系”)对于这些行业的公司而言更重要了,而通过“关系”得到(合法、合理竞争之外)额外的回报的可能性就更低了。

研究认为,“政商关系”中的回报不仅更高,而且“关系”的风险的同质性也较“商业关系”更高,这意味着后者的“风险-回报”之权衡(trade-off)应该更显著才是,于是研究者进一步假设CEO风险厌恶与“关系”之间的负相关联系(开头所讲的“负相关关系”)在“商业关系”上更强烈(假设1c)。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在“商业关系”的构建上,风险厌恶程度的反作用更明显。注意,同样的解读逻辑在下文还将出现的一些有关“负相关关系”强弱的对比上同样适用。

具体的实验设计

研究者界定了两大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因素(干扰变量):公司的成立年限和市场导向。一般来说,新成立的公司由于缺少资源,以及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纽带等原因,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这时候,CEO们会急于发展“关系”以保证公司的生存。当公司站稳脚跟,建立自己的品牌之后,“关系”的重要性会相对下降,过度强调“关系”反而有可能会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考虑到在中国,一些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例如土地,被牢牢地掌控在政府的手中。那么新成立的公司不得不想办法构建“关系”,从政府的手中拿到这些资源。因此研究者假设,(风险厌恶与“关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创立年限较短的公司身上更不明显(假设2)。

同时研究者们认为,由于信息共享的必要,致力于地区业务发展的地区性公司们会更多的构建起“关系”的纽带。另外,如果一家公司是根植于本地业务的,那么地方性质的“关系”构建之回报(无论是商业关系还是政商关系)都更为稳定——跨地区的“关系”构建往往费时费力还没什么用。于是研究者假定,本地业务为主体的公司CEO的(风险厌恶与“关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弱(假设3)。研究定义了公司超过20%的供应和销售都来自于本地的公司为本地导向的公司。

实验选择了长三角地区六座城市的700位CEO,将他们分为两组各350人,一组接受关于风险厌恶倾向的问卷调查(实验组),另一组则是做关于对确定性的偏好程度的问卷(对照组,提供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CEO作为特殊群体是否与大众有着不同的风险厌恶偏好生,研究者也邀请了这六座城市的200名普通市民进行试验。实验发现,CEO的风险偏好和普通大众并无显著区别。

同时,作者也对一系列其他可能的干扰因素进行了考察,比如CEO的个人特质(性别,年纪,自身的教育背景和父母的教育背景,社会经济背景,是否出生在城市,是否为党员等),公司特质(年限,大小,商业模式,注册形式),商业环境(比如浙江的政府效率和市场化程度相对更高)等等。

实验最重要是要衡量两样东西:CEO们有多看重“关系”,以及CEO的风险厌恶情况。至于第一点,研究者利用李克特量表(从1到7,1代表完全不看重,7代表极度看重)分别衡量了三种具体的商业关系(与供应商,消费者以及竞争企业)以及政商关系(主体政府,与本产业相关的政府部门以及政府其他部门)。

第二点则是利用一个简单的实验来证明:CEO们有A和B两个选择,他们需要连续做10次这样的二选一。选择A是对300元人民币和240元人民币不同的概率组合。第一次为10%的300元和90%的240元,第二次为20%的300元和80%的240元。以此类推,直到第十次为100%的300元和0%的240元。选择B则是对580元人民币和15元人民币的不同组合,同理从第一次的10%的580元,90%的15元到最后一次的100%的580元和0%的15元。显然,A选项是回报更为稳妥的,研究者们称其为“更安全的选择“(safer option), B则被称为“彩票选择“(lottery option)。理论上CEO最后都会从A选项跳到B选项(100% 300元小于100% 580元),研究者们便观察CEO们从哪一个选项开始从更稳妥的A选项跳到了相对风险更高的的B选项,以此来衡量每个个体的损失厌恶情况。(读者们亦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对自己的损失厌恶程度进行测试,笔者在第7次的时候跳到了B,那么在实验中便被记录为7。)

实验结果及意义

经过分析与检验之后,研究者们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无论是哪类“关系”,个人的风险厌恶越强烈,“关系”的构建就越少(假设1a和1b成立)。风险厌恶对构建商业关系的影响更强,在政商关系的构建上更弱(假设1c成立)。也就是说,相对于“商业关系”来说,即便是风险厌恶强烈的CEO们也依然会更倾向于与政府间保持一定的“关系”。

同时,研究者们发现,对于新的企业来说,风险厌恶并没有影响CEO是否进行“关系”构建。这也许说明了“关系”对新生企业的重要性极大,即便CEO个人有强烈的风险厌恶也依然会去试图构建“关系”(无论是哪一类关系);而成立年限较长的公司则在风险厌恶和“关系”依赖上有显著的负相关,因此假设2页成立。

而在关于地方性的假设3上,情况更复杂一些:在政商关系上,根植于地方业务发展的公司无论CEO个人倾向为何,都会致力于发展”关系”。而对于非地方性的公司来说,依然存在CEO个人越厌恶风险,“关系”的构建就越少这样一个负相关的关系。但在商业关系上,CEO的风险厌恶对“关系”构建的影响程度并不像假设预测的那样取决于企业是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或者国际性的——实际上,两者都是负相关,但差别不大。因此假设3部分成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关系”是否能让企业的业绩变得更好?研究者发现,在“政商关系”这一块,风险厌恶高的CEO所在公司的资产回报率(ROA)(在统计学意义上)会略高,但是销售增长上并无帮助。而“商业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都无法证明其促进了资产回报率的提高和销售增长。

研究者同时认为,通过构建“政商关系”的得到的资产回报率的增长很可能也并非因为“关系”本身,而是跟CEO的高风险厌恶带来的谨慎行事有关。尤其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这种风险规避的意识能让公司更加成功。也就是说,是市场成功而非“关系”纽带提高了这些企业的资产回报率。

从这个结论出发,研究者认为其符合“市场转型理论“的预期。“关系”,作为一种政治资本,已经随着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成熟而失去重要性,而官员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逐渐失去对一些重要生产资源的把控和调度能力。本文的作者之一的Victor Nee在当年提出了这个他认为具有普适性的“市场转型理论“,并引起了学术圈内持续不断的讨论与争议(《政见》曾经也对这个理论进行过专题讨论)。除此之外,研究者认为这项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也可以运用于其他类似的情况,例如在美国盛行的游说(lobbying)行为,和中国的“关系”构建一样有着自己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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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Opper, S., Nee, V., & Holm, H. J. (2017). Risk aversion and guanxi activities: A behavioral analysis of CEOs i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60(4), 1504-1530.

你是“鹰派”吗?

“鹰派”、“鸽派”,两个词常用来形容外关系主张。通俗说,“鹰派”态度强硬,倾向军事等“硬实力”维护国家安全;“鸽派”态度温和,偏好合作等“软实力”“巧实力”避免直接对抗。我们习惯把这两个词加诸政治人物,依据他们的言行贴上“鹰派”、“鸽派”标签。

普通公众中有没有“鹰派”和“鸽派”?哪种人更多?根据什么来评判呢?

最近,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副教授Jessica Weiss在《当代中国》期刊发表最新研究。研究中分析了五组调查结果。这五组调查分别由不同的机构和研究者进行,涉及多种人群,如城市居民、军方及非军方学者、商业领袖、媒体工作者、网民等,地域包括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成都,时间涵盖2012年至2016年。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得出结论:当代中国公众,“鹰派”比“鸽派”多。

具体来说,在调查列出的政策主张中,“鹰派”选项比“鸽派”选项更受欢迎。

在“中国领海争端公众意见调查”中,79%的受访者同意“应派部队迅速收回钓鱼岛主权”,80%的受访者同意“应派部队控制被越南和菲律宾占领的岛屿”。即便是是受访者被提醒“战争会严重损害国内经济”,选择“鹰派”选项的受访者依然占多数。66%的受访者不认可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来解决东海油气争端。

在“北京地区调查(BAS)”历年数据中,选择“应该增加国防支出”的市民远远多于选择“减少国防支出”的市民。

分析调查结果后,研究者还发现,1978年之后出生的“改革一代”,相比其前辈更具“鹰派”倾向。

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45%的“78后”受访者认为中国依赖军事力量“较少”,也就是“还不够”;在“78前”中,这一比例只有34%。另外,45%的“78后”认为美国东亚驻军是“主要威胁”,多于“78前”中41%的比例。在“鸽派”政策主张中,不同年龄的公众偏好差异不明显。

在观点的鲜明程度上,年轻一代选择“我不知道”的比例更少,更愿意表达自己的“鹰派”观点。

另外,研究者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那就是专家比公众更“鹰派”。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专家样本中,认为美国东亚驻军是“主要威胁”和“次要威胁”的比例为62%和30%,高于普通受访者的42%和25%。

基于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研究者认为,中国公众在对外政策上的整体观点偏向“鹰派”。研究者猜测,“鹰派”年轻化或许与1990年代的爱国主义教育相关。

尽管公众对外关系的观点不能直接作用于外交政策,但其力量同样是政府无法忽视的。

例如,决策者在国际矛盾升级的过程中会非常小心,特别是避免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以便防止公众对政府失望。当国际矛盾见诸热点报道时,决策者往往向公众舆论做出让步。

不过,决策者的这种姿态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在“鹰派”舆论环伺的背景下,为了避免下不来台,决策者往往更小心翼翼,不会轻易做出强硬姿态。这种行事方式反映在国际社会中,反而表现为减少了决策者冒险或采取对抗态度的可能性,让外交形象变得更“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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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Weiss, Jessica Chen. 2019. “How Hawkish Is the Chinese Public? Another Look at ‘Rising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0(0): 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