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鹰派”吗?

“鹰派”、“鸽派”,两个词常用来形容外关系主张。通俗说,“鹰派”态度强硬,倾向军事等“硬实力”维护国家安全;“鸽派”态度温和,偏好合作等“软实力”“巧实力”避免直接对抗。我们习惯把这两个词加诸政治人物,依据他们的言行贴上“鹰派”、“鸽派”标签。

普通公众中有没有“鹰派”和“鸽派”?哪种人更多?根据什么来评判呢?

最近,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副教授Jessica Weiss在《当代中国》期刊发表最新研究。研究中分析了五组调查结果。这五组调查分别由不同的机构和研究者进行,涉及多种人群,如城市居民、军方及非军方学者、商业领袖、媒体工作者、网民等,地域包括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成都,时间涵盖2012年至2016年。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得出结论:当代中国公众,“鹰派”比“鸽派”多。

具体来说,在调查列出的政策主张中,“鹰派”选项比“鸽派”选项更受欢迎。

在“中国领海争端公众意见调查”中,79%的受访者同意“应派部队迅速收回钓鱼岛主权”,80%的受访者同意“应派部队控制被越南和菲律宾占领的岛屿”。即便是是受访者被提醒“战争会严重损害国内经济”,选择“鹰派”选项的受访者依然占多数。66%的受访者不认可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来解决东海油气争端。

在“北京地区调查(BAS)”历年数据中,选择“应该增加国防支出”的市民远远多于选择“减少国防支出”的市民。

分析调查结果后,研究者还发现,1978年之后出生的“改革一代”,相比其前辈更具“鹰派”倾向。

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45%的“78后”受访者认为中国依赖军事力量“较少”,也就是“还不够”;在“78前”中,这一比例只有34%。另外,45%的“78后”认为美国东亚驻军是“主要威胁”,多于“78前”中41%的比例。在“鸽派”政策主张中,不同年龄的公众偏好差异不明显。

在观点的鲜明程度上,年轻一代选择“我不知道”的比例更少,更愿意表达自己的“鹰派”观点。

另外,研究者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那就是专家比公众更“鹰派”。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专家样本中,认为美国东亚驻军是“主要威胁”和“次要威胁”的比例为62%和30%,高于普通受访者的42%和25%。

基于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研究者认为,中国公众在对外政策上的整体观点偏向“鹰派”。研究者猜测,“鹰派”年轻化或许与1990年代的爱国主义教育相关。

尽管公众对外关系的观点不能直接作用于外交政策,但其力量同样是政府无法忽视的。

例如,决策者在国际矛盾升级的过程中会非常小心,特别是避免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以便防止公众对政府失望。当国际矛盾见诸热点报道时,决策者往往向公众舆论做出让步。

不过,决策者的这种姿态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在“鹰派”舆论环伺的背景下,为了避免下不来台,决策者往往更小心翼翼,不会轻易做出强硬姿态。这种行事方式反映在国际社会中,反而表现为减少了决策者冒险或采取对抗态度的可能性,让外交形象变得更“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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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Weiss, Jessica Chen. 2019. “How Hawkish Is the Chinese Public? Another Look at ‘Rising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0(0): 1–17.

全球舆论对“一带一路”怎么看?

图片来源:Xinhua

“一带一路”由中国提出,引发世界热议。究竟议论了什么?大家对“一带一路”怎么看?

比利时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学者Gracia Herrero和徐建炜近期发布一篇报告,利用大数据,量化分析全球不同国际和地区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得出他们的结论。

报告使用“全球事件、语言和语气数据库”(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 GDELT)。这是一个开源、多平台的数据库,包含132个国家、超过100种语言的电视、广播及线上线下各种形式的新闻数据。数据库收集的信息每15分钟自动更新,确保时效性。

研究者选取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25日间数据库中关于“一带一路”的内容进行评估,搜集某个国家及地区的相关报道,统计其中“积极(positive)词汇”和“消极(negative)词汇”的数量。研究者用积极词汇的数量减去消极词汇的数量,然后除总词汇量,得出该地对“一带一路”的“语气(Tone)”。如果大于零,则表明该地整体看法积极,反之消极。相应的,只要语气值越高,对“一带一路”就越支持。

统计结果显示,全球对“一带一路”的“语气” 平均数是0.7,中位数是0.66,均高于零。换句话说,全球对于“一带一路”看法总体是积极的。

不同地区对“一带一路”的“语气”。
蓝色方块为媒体情绪,黄色线为世界平均水平。

具体来说,非洲和中亚对“一带一路”看法最积极。研究者分析,这可能因为“一带一路”启动前,中国已与相关国家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与之相对,南亚对“一带一路”看法最负面,印度、不丹和马尔代夫媒体属于对“一带一路”看法最负面的前十个国家及地区。美欧等西方国家及地区对“一带一路”看法总体上较积极,但不同利益集团看法差别明显。

130个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情绪分布
(绿色为积极,红色为消极)

报告进一步分析影响对“一带一路”看法的因素。由于大多数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媒体文章都包括贸易和投资,研究者用回归分析的方式,对“贸易”和“投资”如何影响对“一带一路”的看法进行量化研究。

研究发现,相关国家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时,贸易议题被提及的越多,该地区对“一带一路”看法就越负面。研究者还根据“贸易”一词被提及的频率不同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在媒体提及贸易数量最少的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好感要比提及数量最多的国家高47%。在非“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样本组中,这一数字为56%。

“投资”一词可能同样具有负面效应,但在各分类中效果并不明显。

另外,研究显示,“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及地区和非参与国家及地区对倡议看法差别不大。欧洲国家中,欧盟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看法要比非欧盟国家更为积极,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对非欧盟国家更有利。同时,研究反映出全球各国对国际贸易这一概念有所反感和恐惧,这种方案和恐惧也可能对“一带一路”下一步深入推进产生负面影响。

加入“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及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及地区对该倡议的看法差别不大

研究者指出,还可以在此路径下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可以利用实际贸易数字,对贸易如何影响“一带一路”的国际形象进行实证研究,并对为何“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及地区和非参与国家及地区对该倡议看法没有明显差异进行深入分析。另外,可以扩大研究覆盖的时间范围,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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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国地方政府如何兼顾冲突目标?

图片来源:中国法院网

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是关乎中国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在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同时,如何维护社会稳定,往往是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关键问题。特别地,近些年来经济发展形势严峻、社会思潮不断涌动,政府的维稳压力陡增,地方政府必须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方针。但是,地方政府一直都是如此行事吗?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除了要维护社会稳定,还需要树立法治形象。对外维持一个法治形象有很多好处,不仅包括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对政治合法性有很大帮助。但是,维持法治形象并非没有成本,因为这会增加许多不可控因素,使维护稳定的压力陡增。

与此同时,维护稳定的有关工作并不一定能满足法治社会的期望,同依法执政的要求也尚存距离。尽管中央和地方在稳定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属意采取的手段方面则有很大差别。在处理社会争端时,地方政府既可以“不择手段”地确保社会稳定万无一失,也可以严格执行有关依法执政的要求。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取决于哪些因素?这就是一个特别值得探究的有趣问题。

最近,美国雪城大学的刘冬舒对地方政府处置政治纠纷的行为特征进行了研究。他对2007-2014年全国1408起事件的研究显示,地方的选择,与经济发展水平与官员个人诉求关系密切。

地方政府的目标冲突

地方政府的目标不止一个。一方面,他们守土有责,需要控制当地局势并确保社会稳定,而这往往意味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另一方面,他们也要遵照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在处理冲突事件时依法行政,借此维护政府的法治形象。

在很多复杂情势下,这两个目标之间是不一致乃至冲突的,而地方政府如何相机抉择就取决于当地经济和政治情况。因此,研究者提出两种解释,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官员晋升压力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对于当地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采用合法手段处理争端。这是因为富省的财力充沛,有信心“摆平”许多争端,并乐意通过经济手段解决问题。与此同时,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更加对外开放和包容,这使其更加认同依法行政。

另外,当官员晋升压力较大时,为了息事宁人,往往会采取合法手段,以避免事态闹大而不可收拾。上级政府也不希望提拔一个因为雷霆手段而名声狼藉的地方官员,这使地方官员在处理争端时往往投鼠忌器。一些人恰恰是抓住了地方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软肋”,往往期望通过把事情闹大而挑起事端。

但是,当完全合法的手段难以奏效,某些谋求晋升的地方官员也可能采取强制手段。上级政府也会期望提拔能力超群的地方官员。而能够巧妙地兼顾不同目标,则反映了地方官员的治理能力较强。因此,晋升压力较大的地方官员也许更有可能采取可控性强但不完全符合依法治国方针的做法。

地方官员如何相机抉择?

研究人员收集了2007-2014年全国1408名稳定相关事件的涉事人员,检验地方操作方式的影响因素。地方政府对涉事人员的惩罚包括三类: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和司法审判。研究人员使用这三类来衡量地方官员的维稳手段,并认为三者的合法性依次增强、而可控性依次减弱。

司法审判的法治色彩最浓,但是最不可控,因为审判结果有很多不确定性。刑事拘留的可控性最强,但是合法性最差。就合法性和可控性而言,行政拘留介于二者之间。

该研究认为省级政府是处置争端方面的一级,而省委书记则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该研究使用省委书记的年龄来衡量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因为年龄越居中的越有可能升迁。年龄是一个重要因素——太年轻的要等一等,临近退休的则升迁无望。

研究显示,人均GDP同惩罚手段存在很强的联系。这说明经济越发达的省份越有可能采取合法化手段。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均GDP和外商直接投资额都同处置手段有关,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同对外开放和包容程度有关,其水平越高,则地方政府更愿意采取合法化手段。

省委书记的年龄同惩罚手段存在倒U型关系,即年龄越大和越小的省委书记都更愿意使用强制性手段解决问题,而年龄居中的(60岁左右)处于升迁关键期,倾向于采取合法化手段。

研究人员也考虑了省长的年龄和任期,结果显示并不影响处置手段。这可能是因为省长的影响力不及省委书记,也不是主管稳定工作的。此外,省长经常在多个省份之间平调,较少受某个省份的工作影响,因此不需要像省委书记那样如此关注有关问题。

国家治理能力的挑战

这项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治理目标不止一个,而目标之间有时候是不一致乃至冲突的。这就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使其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诉求和目标取向而相机抉择。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央政府的期望是不一致的,而如何规训地方政府并使其和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是国家治理方面特别重要而又难解的一环。

该研究意味着,中央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面临两难的尴尬境地,而地方政府的选择常常是适得其反的。中央政府期望地方政府在稳定问题上可以采取合法化手段,但某些地方政府难免认为要想确保维稳工作可靠则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这样一来,就会进一步激化矛盾,使有关压力高烧不退,并与中央政府的初衷相去甚远。短期来看,地方政府的做法可能行之有效,但是长期而言,却充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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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Liu, Dongshu. 2019. “Punish the Dissidents: The Sel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tability Preserv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doi: 10.1080/10670564.2019.1580425.

新西兰的多元文化主义失败了吗?|新西兰穆斯林系列文章之三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与枪击案受害者亲属拥抱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写在前面

新西兰基督城恐怖袭击之后,诉诸极端暴力的袭击者和新西兰的穆斯林社区,都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这是政见团队推出的“新西兰穆斯林”系列文章第三篇。点击阅读系列前两篇:新西兰的穆斯林移民史新西兰媒体如何报道穆斯林社会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不同选择

基督城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探望了受害者家庭和当地穆斯林社区。阿德恩的打扮令当场所有人感到震惊——她身着素装,戴了一条黑色头巾。此举上了各大新闻首页。当CNN记者采访幸存者时,一位名叫阿赫迈德的新西兰穆斯林回答说:“这意味着[总理]很尊重我们和我们的信仰,她来这里时帮助我们的,我很感动。”

新西兰总理这一举动具有多重象征性,她不仅通过自己的行动表示对于受害者家属及社区的慰问,更是在向新西兰国民与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新西兰尊重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在惨案发生后不仅努力使社会变得更为安全,而且没有放弃对多元文化的追求。

但若将阿德恩此举放在整个目前西方社会的整体语境来看,并非主流。

911事件之后,原本颇为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逐渐变得不受欢迎。在西方思想界,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等人自1970年代以来,对传统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进行了多维度的反思。美国入侵伊拉克、叙利亚持续动乱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欧洲,对于文化多元主义的诘问日益增长,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理论再次获得更多关注,甚至在实际政策上向来倾向接纳难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2010年表示,德国社会试图建立文化多元社会的努力走向失败。

与新西兰仍坚持文化多元主义形成最鲜明对照的西方国家,莫过于它的邻国澳大利亚。作为大洋洲的两个邻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定居殖民国家(settler colonialist states),其现代历史从本质上既是殖民史,也是移民史。其中,澳大利亚以其20世纪初以来贯彻的“白澳政策”出名,从文化、移民法案和社会政策上都极力排斥非白种移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六七十年代。

19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受到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启发,开始各自的多元文化之路,并且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成为了该政策实施的典范。但是,911之后,澳大利亚再次转向,无论是民间和政坛都开始集体右转。譬如,2015年11月,反穆斯林团体“夺回澳洲”在全澳举行了抗议活动,与反种族主义者发生了冲突。而在2017年一次参议院会议上,澳大利亚极右翼参议员宝琳·汉森则身穿一身黑色长袍进入议事厅,并当场摘下头巾,目的是为了提出“禁止宗教服装”的提案。

汉森摘下头巾和阿德恩戴上头巾的举动,从某种角度体现了澳新两国政府人员对本国多元文化政策的态度。政府据此实施的社会公共政策,包括移民法、双语教育、移民融入项目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对多元文化和身份的认同或反对。

但是,光从政府和学界的角度来定义和思考文化多元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多元社区内部同样充满了张力和争论,探讨他们自己的身份问题,并为自己在整体社会的地位作出不同的努力。在新西兰,若要探讨多元文化主义在穆斯林社区的体现,还需从社区内部出发,从移民、宗教、语言、性别、年龄、阶层、社会机构等不同因素进行横纵向比较。鉴于篇幅原因,以下主要探讨穆斯林协会等社会机构的作用,以及社区内部归信者和外来移民社区的分化,对构建新西兰多元社会的影响。

穆斯林机构的作用:政府与社区的中介

本系列第一篇中,我们了解到,新西兰的穆斯林社区总体人数虽然不到五万,但是内部十分多样,其多样性具体体现在历史、移民地来源、宗教信仰、民族构成和机构设置上。其中,建立于1970年代末期的“新西兰伊斯兰协会联盟”(Federation of Islamic Associations of New Zealand,以下简称FIANZ),在新西兰穆斯林社区内部、政府机构和穆斯林社区之间,以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在FIANZ成立以前,新西兰已经有了几个地区性的穆斯林协会,包括奥克兰的新西兰穆斯林协会、威灵顿的新西兰国际穆斯林协会和坎特伯雷穆斯林协会。FIANZ是几个为数不多的地区协会代表共同发起组建的第一个跨地区、全国性组织,总部位于威灵顿,共有七个创始成员机构。

新西兰学者William Shepard通过长期研究指出,FIANZ在构建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上的功能具有多重维度。

首先,FIANZ作为跨地区组织,能够为不同的当地机构提供一定的资金,协助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并组织全国性的活动。比如,FIANZ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确定每年的尔德节(开斋节)时间。由于新西兰的穆斯林社区分属不同教派,FIANZ能够有效地协调各教派之间的分歧,而在重要节日等问题上达成一致,从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另外,该机构还会不定期组织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不同信仰社区的活动,共同探讨一些涉及新西兰穆斯林社区融入性的公共问题。甚至在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上,例如在1989年的拉什迪事件和2005-6年的丹麦漫画事件中,FIANZ都也都公开作出了表态,而非置身事外。然而,这种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到国内外形势影响。近些年来,FIANZ选择了尽量避免作出公开表态。

在清真食品和对外贸易上,FIANZ兼具商会和认证机构功能。日常饮食和商业是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如何做到安全合法就成为了新西兰政府与穆斯林社区都关注的问题。自1976年起,新西兰开始向中东出口羊肉,近年来贸易量更是有所增长。自1985年起,FIANZ开始提供清真食品认证服务,并且负责监督新西兰本地穆斯林屠户的行业标准执行状况。

在推进妇女儿童权益上,FIANZ也积极推动与不同地区、全国性组织的互动,改变新西兰公众对穆斯林现代社会的认识。例如,伊斯兰女性理事会既是与FIANZ相联的组织,也注册在新西兰全国女性理事会之下,旨在推动穆斯林女性在新西兰社会的参与程度。该女性理事会每年组织一次全国性会议,支持其它组织的活动,鼓励女孩参与露营和体育运动,在媒体上发表与穆斯林女性事务相关的声明,并且与政府机构保持活跃的联系。

从政治身份而言,不同教派的穆斯林会参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在新西兰人颇为重视的运动上,FIANZ等组织表现积极。在饮食、服饰、艺术、建筑和节日上,伊斯兰文化在适当范围内,使得社会文化变得更为多样。

基于这些观察,Shepard认为,FIANZ的建立与发展表明,穆斯林社区无疑已经由“身处”新西兰的外来移民身份,转变为了新西兰社会的一部分。这种转变不是简单地让移民复制新西兰主流文化,而是在承认不同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本地文化,并且也为其作出贡献。

穆斯林社区内部的分化:归信的白人和穆斯林移民

然而,多样化之路并非没有冲突。在新西兰穆斯林社区内部,这种矛盾的聚焦点之一就在于归信者和移民之间。

在新西兰,归信的穆斯林主要是原住民毛利人和欧洲白人后裔。根据2015年的统计,欧洲裔穆斯林人口已经增长到4353人,毛利穆斯林则为1083人。

本系列第一篇中,我们了解到,原住民毛利人是近些年来归信增长率较高的少数社群。随着1970年代新西兰社会对原住民权利的认可,人们对毛利文化有了更多认识的同时,也有了很多东方主义式的幻想。许多人认为,原住民文化要比以欧洲白人、基督教为主的文化更具灵性、回归本真,在构建多元社会上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鉴于这种理解,在许多新西兰人看来,毛利人纷纷改信伊斯兰教也就意味着,这种宗教或许具有更多精神上的价值,在新西兰社会也值得拥有一席之地。并且,鉴于原住民显而易见的“本土”身份,他们信仰的宗教也在主流社会的眼中,成为了本地宗教的一部分,进一步强化了伊斯兰本地化的过程。

就欧洲白人后裔归信者而言,根据研究者Cheryl Hill的社会调查研究,他们在教育程度、收入、社会阶层、语言、民族、宗教认识和与主流社会认同上,都和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社区有显著差别。

与一般印象不同的是,Hill指出:婚姻并非新西兰白人归信者的主要途径。通常,白人后裔归信者的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在归信时大概三十岁左右。他们大多来自基督教家庭背景,有良好教育,对其他不同宗教也都普遍有所了解。在神学体系上,伊斯兰教义和犹太-基督教框架的一神教没有冲突。在智识上,由于伊斯兰教中承认先知穆罕穆德的人性,而没有基督教中的三位一体和耶稣神性之辩,也使得很多人觉得更能接受。

由于白人归信者的阶级和种族属性,他们往往与新西兰主流社会的交流更为通畅,许多人也在不同程度上积极推动主流社会对伊斯兰教的认识。但是,这也使得归信者和大部分移民社区之间出现了许多鸿沟和误解。

比如,一些归信者会把某些穆斯林移民的行为归咎为他们的“文化包袱”,认为移民来源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是造成新西兰穆斯林社会落后的主要原因。

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个例子中看到这些矛盾的突出体现。Abdullah Drury本人既是研究新西兰穆斯林的学者,也是一位改信的穆斯林。他出生于新西兰,于1970年代和80年代之间归信伊斯兰教。

Drury在2008年写道,“清真寺和伊斯兰机构如果想要吸引更多本地信众,维持这些归信者,或者至少是从主流新西兰社会获得更多的理解,就必须作出选择,抛弃那些不必要的文化包袱,否则移民只会盲目地追随那些惯习,而且充满矛盾、言行不一。只有理性的伊斯兰教才能得到传播,并且在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理性繁荣的社会中持续发展。”

这种表态并非全无道理。但是,这种中产阶级白人知识分子的解读令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后裔感到不公及不满,也为双方的对话设置了路障。

2004年,全国伊斯兰归信者会议在基督城的坎特伯雷清真寺举办。参会的归信者提出,他们的短期目标是动员和组织当地的归信者,长期目标是改善归信者和移民之间的关系,在新西兰穆斯林社区内部,为归信者找到更为恰当的位置,并为穆斯林社区与主流社会的沟通作出贡献。虽然愿望良好,但是在具体实施上,仍然需要更多公共资源、领导人员和普通穆斯林的持续推动。

结语

在新西兰惨案发生后,基督城的阴影持续在新西兰社会发酵,其中反映出的各种问题也被不断审视。本系列在有限篇幅内,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但希望从历史、媒体和文化多元主义的角度,超越“我们”与“他们”、“西方”与“伊斯兰”的非黑即白。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参考文献

  • Drury, Abdullah. “A time for Muslims to examine faith,” The Nelson Mail, July 31, 2008.
  • Hill, Cheryl. “Kiwis on the Straight Path: An examination of conversion to Islam in NZ.” BA Honors research essay,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2001.
  • Shepard, William. “Muslims ‘in’ New Zealand or ‘of’ New Zealand?” Muslim Integration: Plur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Lexington Books, 2016.

新西兰媒体如何报道穆斯林社会?|新西兰穆斯林系列文章之二

写在前面

新西兰基督城恐怖袭击之后,诉诸极端暴力的袭击者和新西兰的穆斯林社区,都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政见团队刊发系列文章,阐述新西兰穆斯林社区的历史,介绍新西兰主流新闻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报道状况,以及新西兰的多元文化政策对穆斯林社区的影响。

昨天我们的文章介绍了新西兰的穆斯林移民史(点击阅读)。今天的文章主要介绍新西兰主流新闻媒体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报道状况,阐述媒体和舆论对人们观点的影响。

对穆斯林的印象主要来自媒体

在基督城惨案发生之前,袭击者通过网络发布了一份长达74页的宣言。

正文开头的三行文字仿佛将所有矛头都指向一个源头——“这全和生育率有关!这全和生育率有关!这全和生育率有关!”(It’s all about birthrates! It’s all about birthdates! It’s all about birthrates!)

在这份声明中,袭击者显然认为,主流欧洲社会正在受到严重威胁,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外来穆斯林移民。首先,他们的生育率比大部分中产阶级白人高,这不仅是人口统计学上的问题,也会占有更多社会福利资源。而且,在袭击者看来,越来越高的穆斯林信徒比重,会从文化和宗教上深刻威胁到以基督/天主教为基石的主流欧洲社会,使得欧洲“伊斯兰化”。

面对这样的伊斯兰恐惧症,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发问。“生育率”真是如袭击者所说的威胁核心吗?还是右翼政党为了影响选举而采取的一种民粹主义竞选策略?究竟是欧洲被伊斯兰化,还是大量穆斯林移民正在不同程度融入欧洲社会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使得欧洲文化更为丰富多样?

从历史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问,这种对于外来者/他者的恐惧,在欧洲社会上只是孤例吗?还是历史上不同形式种族主义的变体,从中世纪到十字军东征到现代的反犹主义,我们如何理解目前的伊斯兰恐惧症与过去的联系?

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在本文中一一探讨上述的这些问题。不过,如果重新审视袭击者的立场,或许会让我们对这份声明产生另一种疑问。

根据调查,惨案虽然发生在新西兰,但袭击者包括澳大利亚裔和新西兰公民,且基本以年轻白人为主。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定居殖民国家(settler colonialist states)中,穆斯林人口占比其实并不高,也不像欧洲那样面临数量庞大的穆斯林移民人口。这也就意味着:袭击者大多通过新闻和社交媒体大量接触与仇恨言论相关的信息,在线下对于穆斯林社区或伊斯兰教本身了解甚少。

报道以国际新闻为主

早在2012年,研究者Shah Kabir和Michael Bourk就意识到了媒体的深远影响。他们做了一系列量化和质性研究,分析了新西兰主流媒体如何报道穆斯林社会,以及报道对于人们的影响。

研究者选取了三家主要纸媒——《新西兰先驱报》、《社报》和《奥塔哥日报》。前两份报纸均隶属于新西兰最有影响力的两家媒体公司——APN新闻媒体报业集团和Fairfax股份有限公司。《新西兰先驱报》隶属APN,是新西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其总部位于奥克兰区。《社报》属于Fairfax,发行总部位于基督城,也是新西兰南岛上现存最久的报纸。《奥塔哥日报》则是一份独立的本地报业公司,总部位于奥塔哥区首府达尼丁城,算是南岛上发行最早的日报。

该研究选取的时间为2005年10月至2006年9月,分析了以上三份报纸中有关穆斯林的主题报道,尤其关注各报对国际时事的新闻报道和社论。在这期间主要报道的新闻包括巴厘岛爆炸案、伦敦希思罗机场的炸弹恐慌、中东地区冲突和伊朗核问题。

Kabir和Bourk指出,首先,911事件之后,西方媒体整体上都倾向于将伊斯兰世界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并且在受众中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认识。

其次,新西兰这三家主流媒体均深刻受到国际报道的影响。从信源而言,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这三大通讯社提供了最多国际报道。这些新闻社对于报道什么、如何报道起着决定性作用。甚至有其他研究者认为,这三大通讯社从根本上影响了新西兰“新闻”的概念本身。

从数量上看,从2005到2006年,《新西兰先驱报》、《社报》和《奥塔哥日报》上共有3310则报道兼社论于穆斯林社会有关,但其中只有265则(8%)来自新西兰本地社会,92%的新闻都来自于国际社会。

从地区偏向性看,在所有国际报道中,有关中东的报道超过了总数的一半(1761则),其中就包括对于伊朗核问题的报道(206则)。虽然全球有58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但被报道过的穆斯林国家只有39个。

从话题而言,大约75.4%(2492则)报道都聚焦于恐怖主义和冲突事件。这也就意味着,受众对于国际穆斯林社会的认识基本停留在这些话题所限制的范围之内。

换言之,虽然新西兰主流报纸对穆斯林社会的报道从总数上看并不少,但主要以有偏向性的国际新闻为主,且从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对穆斯林社会已有的刻板偏见。面对国内4万多穆斯林人口,与他们相关的报道依然远远不足,且深度和广度均有所欠缺。

新闻报道和社论的差异

不过,Kabir和Bourk也发现,在新西兰,新闻报道和社论之间存在差异——新闻倾向于使用东方主义话语,加深对穆斯林的刻板印象,而社论则偏向于采用一种多元主义的解读方式。

以新闻报道最多的中东新闻为例。在新闻报道中,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基本被报道为正义事件。美国部队被塑造为伊拉克本地平民的保护者和解放者,而伊拉克人则被指责为自相残杀、导致中东局势不稳的罪魁祸首。同样的,在巴以问题上,以色列的立场通常被塑造成是“亲西方的”,且“乐于”为巴勒斯坦提供和平解决方案,而巴勒斯坦的“激进分子”则一意孤行,“阻挠”和平进程。

相比于新闻,社论的关注焦点则在伊拉克和美国布什政府的政策上。所有《新西兰先驱报》和《奥塔哥日报》的社论都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也都谴责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社论指出,布什的政策十分“愚蠢”,美国政府的决定体现了他们的“傲慢无知”。在虐囚问题上,《新西兰先驱报》质问美国政府秘密虐待囚犯,并且暗示西方以及新西兰的大众都在默许这种行为。总体上看,社报整体倾向于认为,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并未使世界更加和平,反而使全球更为动荡不安。

不过,并非所有社论均如此。总部位于基督城的《社报》社论就公开支持布什政府的政策,认为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美国军队极为成功地抵达巴格达”,并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其反恐战争也是恰当的。

但即便有一些相对客观的分析,相关社论在实际数量上只有65则,占文章总数的2%。从整体上看,社论远远不足以撼动主体新闻报道的地位,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普通受众对于穆斯林社会的刻板认识。

从这一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国际新闻深刻影响了一国受众对本地穆斯林社会的认识,甚至是误解。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新西兰主流社会了解穆斯林的主要渠道,而一国内部的社会舆论和新闻报道对于国际穆斯林社会和伊斯兰教的报道,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塑造本国受众对穆斯林的认识,并持续影响国内社会各阶层、各族群之间的关系。

在基督城惨案之后,新西兰政府迅速作出反应,总理宣布禁止半自动步枪,杜绝后患。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控制枪支等法律手段固然重要,创造一个更为包容的社会舆论环境同样重要,而且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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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Kabir, Shah Nister, and Michael Bourk. “Representing Islam and Muslims in New Zealand Newspapers.”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32, no. 3 (2012): 324-338.

新西兰的穆斯林来自哪里?|新西兰穆斯林系列文章之一

写在前面

基督城,一个人口不到40万的新西兰城市,一夜之间登上了全球新闻头条。

2019年3月15日是个周五,也是当地穆斯林参加主麻日(礼拜日)的常规时间,射击者分别袭击了基督城中两个相距不远的清真寺,造成至少49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消息一经传出,诉诸极端暴力的袭击者和新西兰的穆斯林社区,都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那么,新西兰穆斯林社区的基本情况如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又如何看待本地的穆斯林及外来移民?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对于当地不同信仰社区的影响是利是弊?政见团队将刊发系列文章,阐述新西兰穆斯林社区的历史,介绍新西兰主流新闻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报道状况,以及新西兰的多元文化政策对穆斯林社区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历史角度切入,讲述新西兰的穆斯林移民史。

穆斯林移民的代际:最早落脚的或是中国穆斯林

新西兰穆斯林人口只有五万余人,占全国人口总数不到2%。人数虽不多,但其构成却十分多样,且由不同代际的移民组成。

关于究竟谁是最早抵达新西兰的穆斯林,目前尚有争议。一种说法是,1854年,第一个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家庭移民新西兰。巧合的是,他们最初的落脚点就在基督城。在另一种说法中,中国穆斯林是最早抵达新西兰的穆斯林移民。在新西兰当地政府记录中,15名中国“穆哈穆德教徒”(Mahometans)曾在奥塔哥一处金矿做苦力,时年1874年4月。

二十世纪初至1960年代,一些穆斯林从南亚的旁遮普和古吉拉特漂洋过海,成为了新西兰穆斯林社区中的早期移民。1970年代,斐济印度裔穆斯林开始向新西兰相对大规模地移民,这也使得太平洋其他国家的穆斯林纷纷效仿。另外,二战之后还有不少东欧的穆斯林也选择移民新西兰。

1990年代穆斯林世界的局部战争使得无数人流离失所,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的一些穆斯林选择移民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远离中东地区的南太平洋国家。911之后,中东的持续动荡,尤其是叙利亚战争,使得许多人沦为难民,离散至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其中就包括新西兰。

新西兰穆斯林的教派构成

除了移民来源地的多样性,新西兰穆斯林的宗教派别构成也不单一。

在新西兰,穆斯林大部分是世界主流教派逊尼派,但也包括不少什叶派,以及一些阿赫迈底亚教徒。阿赫迈底亚教发源于英属印度治下的旁遮普地区,由于最初的领袖米尔扎·古拉姆·艾哈迈德自称是真主任命的穆斯林的新先知,被主流伊斯兰世界视为非法。但其追随者也在崇尚文化多元主义的新西兰落地生根。

多样化的移民构成和信仰状况,也离不开一些相应机构的建立。二十世纪中叶,当时新西兰全境虽然只有200个左右的穆斯林,但出于礼拜等宗教活动、社交以及对外交流需要,第一个穆斯林机构“新西兰穆斯林协会”在奥克兰成立了。1962年,第二个机构“新西兰国际穆斯林协会”在威灵顿建立。1977年,基督城所在地区的坎特伯雷也出现了新西兰第三所穆斯林协会“坎特伯雷穆斯林协会”。及至1979年,三个穆斯林机构代表共同创立了“新西兰伊斯兰协会联盟”。该联盟不仅处理宗教、社会文化和外联方面的事务,也与穆斯林日常生活和经济收入产生直接联系——联盟负责处理新西兰国内外清真食品的消费和出口认证。

本地穆斯林社区:信伊斯兰教的毛利人

不过,如果单纯把新西兰的穆斯林全部归为移民社区,也有失偏颇。

在过去的20年中,本地穆斯林社区成长迅速,其中又以归信的本地毛利(Māori)原住民为首。在欧洲殖民者大批殖民以前,本地的毛利人从事各种农林渔灯生产活动,而且在绘画、舞蹈等艺术领域颇为发达。他们的足迹在太平洋地区极为广泛,一些人类学家也认为台湾的阿美族与毛利人的传统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

然而,殖民经济摧毁了原住民的生存基础,也使他们沦为现代国家中的边缘人。在信仰上,许多毛利人在殖民者入侵后基本改信了基督教,语言文字也被拉丁化。伊斯兰教的出现使得少数毛利人看到了不同的选择,又不违背他们对于一神教的认识,而“亚洲穆斯林”的身份也更符合他们对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认同。

总体而言,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新西兰的穆斯林社会无论是来源、构成和历史发展都十分多样。新西兰穆斯林社区的多样性从基督城袭击事件中便可见一斑。遇害的穆斯林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巴勒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叙利亚。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份报告(https://familylinks.icrc.org/new-zealand/en/Pages/search-persons.aspx),目前失联的穆斯林还来自埃及、科威特、约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索马里。这种多样性也使得看似很小的基督城穆斯林社区,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受到各个穆斯林国家及地区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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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Drury, Abdullah. Waikato Islamic Studies Review, Vol. 1, No. 1, March 2015.
  • Onnudottir, Helena; Possamai, Adam; Turner, Bryan. “Islam and Indigenous Population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Muslims in the West and the Challenges of Belonging: 60–86. 2012.

领导重视如何影响政府部门存废

马亮/政见观察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一个人从生到死,无法避免与形形色色的政府部门打交道。百年老店很少,但政府部门的寿命却普遍很长——用1976年考夫曼的话来讲——几乎长生不老。然而,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一样,都有生老病死。那么,为什么有些部门可以青春永驻,而另一些部门则是短命鬼?

政府部门的存废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这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长期关注的经典研究课题。许多因素会影响政府部门的存废,比如部门的成立时间、职能、规模、级别、隶属关系、法定依据、绩效表现、党派背景等。此外,外部环境也有一定影响,比如战争、政变、财政紧张等因素。

然而迄今为止,大量研究都是关于欧美国家的,中国政府部门的存废问题则缺乏扎实的经验研究。笔者同陈思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员)、Tom Christensen(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科学系)合作完成的论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中国几乎每隔五年就会启动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如此频杂的机构改革,为我们考察政府部门的存废问题提供了有趣的场景。对于中国政府部门的存废,是否还有其他影响因素,甚至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有。政府部门的存废不仅是行政效率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可能容易理解:部门存废会涉及权力重构和利益重组,因此可以说是政治色彩较浓的行为。上级领导的态度对于部门存废至关重要。

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仍任重道远,又是单一制国家,因此上级领导的意志对政府部门的设立与裁撤(常常涉及政府机构改革)的影响很大。因此,我们的研究拎出“领导重视”这个概念,考察“领导重视”如何影响中国政府部门的存废。

研究发现,如果政府部门得到关键领导的关注,继续存在的机会就越大。领导关注度每增加1%,部门被裁撤或合并重组的概率会降低约10%。这就像家中几个孩子争夺父爱一样,受宠的孩子往往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当然,每个部门“争宠”的必要性可能不同,这与部门的级别、规模和职能有关。相对来说,部门规模越小、职能越边缘、级别越低的,越有可能从“争宠”中获得更大收益。这似乎就像家中排行最小的孩子越会“来事”,因为他们天然就处在竞争劣势,需要和兄/姊争夺稀缺的父爱。

领导批示的信号作用

领导重视会影响部门存废——结论听起来“符合一般认知”,但研究得以可信,首要要解决这一问题:如何衡量上级领导的关注度?

中国党政部门的领导批示制度,是理解政治运行逻辑的关键环节。领导通过批示“发号施令”,部门通过批示理解上级意图。因此我们用政府部门每年获得领导人的批示数量来衡量其受到领导重视的程度。

我们选择建国至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并主要考察Mao Zedong的批示对政府部门存废的影响。选择这个时期,主要是因为Mao在此期间是中国的最高领导,影响力无往弗及,这为研究政治关注度的影响提供了理想场景。

数据涵盖了1949年至1976年期间的207个部门,一些部门刚设立不到一年就被撤掉了,而另一些部门则存续了20多年。平均来说,一个部门会存在6.08年,部门之间的差异较大。数据显示,部门裁撤发生最多的年份是1958年、1954年和1970年。①

Mao批示的数据主要来自《Mao Zedong年谱》。在这27年间,Mao平均每年会有许多批示,其中38份批示是针对部委的。一个部门一年获得的批示平均为0.61个,最多25个,而有半数部委从未获得Mao Zedong的批示。

部门获得的批示越多,意味着Mao对部门职能的关注越多。我们对中央政府部门的研究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以后,获得领导批示越多的政府部门,越有可能在机构改革中被保留下来,被裁撤的风险也就越低。

研究还发现:领导重视对部门存废的影响强弱,取决于部门本身的特征。举例来说,经济职能部门获得的批示对其存废的影响较弱,而非经济部门则受益更大。这可以理解为建国后百废待兴,经济部门在政府序列中地位突出,因此领导重视与否对经济部门存废的影响相对较小。

另外,部门人数越少、级别越低,领导重视与否对部门存废的影响越强。这符合我们的预期,即小、低部门更加需要领导重视才能不被忽视乃至遗忘。这似乎也类似于家中子女获得父爱的逻辑,即排行越小的孩子越需要争宠。

领导批示的不同维度

领导批示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所以需要比较正反批示的不同影响。Mao的正面和中性批示居多,负面批示很少。研究显示,批示的基调对部门存废影响不大。为什么呢?具体而言,一级政府有上百个部门,要想不被领导遗忘,就需要“制造点动静”。负面批示固然意味着部门遭到批评,但有时也为部门翻身提供机遇,这可以理解为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批示,都意味着领导重视,并且希望这些部门存在。

Mao执政期间,他主要关心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而国家主席Liu shaoqi和国务院总理Zhou enlai则更多负责行政事务。我们按同样方法把Liu和Zhou的批示纳入分析,结果显示Zhou的批示会对部门存废有类似的影响,但是影响力较Mao明显更弱且不稳定。Liu的批示数量很少,所以对部门存废几乎没有明显影响。

一个部门获得的领导批示可能分散在不同年份,所以我们还考察了部门成立迄今历年获得的领导批示总数和年均批示数量这两个指标,分析结果同以每年批示数量为领导重视的指标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我们还考虑了其他可能,比如最近获得的领导批示比过去的更重要——领导更有可能记住最近的事情。半数部门没有获得任何领导批示,因此我们还考察了是否获得批示对部门存废的影响。上述稳健性检验都表明我们的研究结果是经得起考验的,即领导重视的确会影响部门存废。

这项研究表明,政府部门的存废是一个政治色彩较浓的问题,能否得到关键领导人的关注和重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政府部门会“眼睛向上”和唯命是从——上级领导不仅决定了部门能否获得优惠政策和稀缺资源,也会影响部门能否继续存在。

与欧美国家的中央政府部门研究类似,从这项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运作是理解部门存废的关键因素之一。只不过在不同国家,我们需要使用不同的参考指标,并进行不同的解读——欧美国家的领导人更替往往会深刻影响部门存废,而在中国我们看到领导批示有着类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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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Chen, Sicheng, Christensen, Tom, & Ma, Liang (2019). Competing for Father’s Love? The Politics of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y Termination in China. Governance, forthcoming.
  • 注释①:有关中央部委变迁的情况,可以参考笔者此前的一篇文章《国务院机构改革:变与不变

雾霾天,不高兴

图片来源:Aaron Mello/Unsplash

阴天坏脾气,雾霾也让人心烦意乱。美国与中国的五位研究人员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空气污染的确会让人们表现得更不开心。

研究人员收集了新浪微博上的2.1亿个有地理标记的推文,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去计算这些推文的情感色彩。对2014年144个城市的研究显示,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日子,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确表现得更不开心。

换句话说,空气污染除了健康成本,还有情感代价。

与此同时,研究还显示人们在周末、节假日和气候状况异常的时期,因为雾霾而感到不快的程度更严重。此外,相对于男性,女性对雾霾更讨厌。在空气质量最差和最好的城市,人们的快乐程度在雾霾面前首当其冲。

雾霾为什么让人不高兴?

过去的研究主要使用问卷调查来探究人们的幸福感。这种方式无法区分短暂和长期的快乐。社交媒体为研究幸福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数据来源,因为它可以实时反映人们的情感、并且有海量数据可以挖掘。

研究人员对2014年3月至11月的新浪微博进行数据抓取,并训练计算机对这些推文进行编码。研究人员将包含与空气质量相关词语的推文删除,而仅仅保留剩下的推文。

继而,他们使用国家环保部发布的空气质量数据,并辅之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发布的数据,测试环境污染程度与推文背后情绪的关系。二者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使用政府部门发布的空气污染预警来衡量空气质量,结果也保持不变。

结果显示,日均PM2.5浓度每降低一个标准误,平均会使人们的总体幸福指数提高0.043个标准误。这相当于人们过了一个五一长假而换来的幸福增量的十分之一,因此不容小觑。

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日子,人们可能更愿意发推文去吐槽和表达不满。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研究人员又专门对频繁发推的58.9万名用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结论依然不变。

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城市的研究显示,PM2.5浓度对幸福指数的影响是其他城市的三倍,表明大城市的居民对空气污染更敏感。

天气状况可能影响人们的心情,研究人员发现的确如此。气温与幸福感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为17.5摄氏度。也就是说,在此时人们感到最幸福。

在周末和节假日,人们比平时更开心。在有好消息(如APEC在北京开会)时人们倍感高兴,而在坏消息来临(如马航失事)时人们则会表现沮丧。

在周末和节假日时,空气污染对人们的幸福感的影响比平时更明显。如果雾霾叠加阴云密布,那么人们的幸福感则降低得更明显。此外,在天气过热或过冷的不适情况下,空气污染对幸福感的折损效应更大。

研究还发现,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受不了雾霾天,幸福感受影响更大。

当然,城市空气质量也会影响雾霾的负面作用。在空气质量最糟糕和最干净的城市,雾霾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大。这是因为讨厌雾霾的人们往往会搬到空气质量较好的城市,而在空气质量很差的城市人们也意识到了雾霾的危害性。

这项研究再一次证实了雾霾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空气污染不仅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影响人们的情感健康。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大力改善空气质量,避免雾霾让人们“身心俱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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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Zheng, Siqi, Jianghao Wang, Cong Sun, Xiaonan Zhang, and Matthew E. Kahn. 2019. “Air pollution lowers Chinese urbanites’ expressed happiness on social media.” Nature Human Behaviour. doi: 10.1038/s41562-018-0521-2.

日本政坛两党联姻的内在逻辑

图片来源:読売新聞

看到相濡以沫的夫妻,我们常会问两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开始的?如何维系感情?

也可以把政治行为体之间的结盟视作婚姻,虽然它的存续时间远比婚姻要短、维系纽带远比婚姻脆弱,但一样可以提出上述两个问题。为什么结盟?凭什么长相厮守?

它们居然能结盟!

在日本政坛,存在着一对联盟政党:自民党和公明党。2019年10月,两党将迎来结盟20周年纪念。尽管存续时间长,但从外部来看,这是个“奇怪”的联盟。

就政党纲领来说,1999年结盟之前,自民党和公明党在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差异很大。两者的政见立场分歧严重,自民党偏于保守,而公明党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则处于中间偏左。

1993年7月众议院选举后,公明党曾与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等七党一派组成的联合党派,结束了自民党持续40年一党独大的“55年体制”。当时,这两党可是水火不同。1995年3月,奥姆真理教发动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导致多人伤亡,自民党就曾借机攻击由宗教团体创价学会创立的公明党违反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将对民主政治造成威胁。怎么看,这样两个政党走到一起都让人觉得诧异。

另外,就现实需要来说,特别是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首相后,自民党在历次国会选举中优势明显,似乎无需公明党襄助也能在众议院取得过半席位。另一方面,公明党议席规模也并未通过与自民党结盟而得到显著扩大。换句话说,从表面上看,我们找不到那两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即自民党和公明党干嘛结合,又是通过何种纽带一直延续同盟至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选票是粘合剂

印第安纳大学和北德克萨斯大学的两名研究者在最近在一份研究中提出,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的开始动力是选票。

1994年,日本进行选举制度改革。把此前饱受诟病的“中选区”改为“小选区”,原来每个选区产生三至五个议席,改革后的每个选区只产生一个议席。从选举策略上看,结盟政党在某个特定选区中理应共同支持一个候选人,而不是各自推举候选人,这样就可以避免分散选票,最大化候选人当选可能性。

自民党和公明党的确政策力量不同,这也导致他们的票仓分布不同。自民党在农村地区有优势,公明党在城市选举有优势,两党合作共推候选人并不存在太多矛盾。

2000年以来,极少发生两党候选人竞争一个选区的情况,还会相互号召支持者为对方政党候选人投票。2000年众议院选举,公明党向支持者推荐156名自民党候选人,占当年自民党候选人总数的58%,到2017年选举时,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96%。同时,自民党也乐意为公明党候选人背书,甚至空出若干选区不“投放”候选人,避免与公明党候选人交锋。

研究者表示,日本选举中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强化了政党在选举中的作用。候选人能够取胜取决于所属党派能获得多少支持。由于选民愈发“无党派”,即使实力雄厚如自民党,政党盟友的援助也能有效防止选票流失。

另一方面,小选区制使大党更容易争到选票,压缩小党生存空间。公明党85%左右的席位依靠小选区,可见与自民党合作带来的益处甚多。

研究者找到这两党合作显而易见的理由:确保选票。

自民、公明党联盟缘何“长情”

2012年之后,自民党如日中天,独大地位无法撼动。此时的自民、公明两党联盟内实力悬殊,自民党众议院议席是公明党的十倍。即便如此,联盟犹存,这又是为什么?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研究者作了一道算术题。根据公明党在比例代表区所获票数,可以推算该党在每个小选区平均拥有近2.6万名支持者。刨掉这个数字,再看自民党得票情况。

按照这个方法,在2017年选举中,自民党赢得281个议席,62个得益于公明党协助。换句话说,没有公明党,自民党只能拿到219个议席,在众议院占比47.1%,没过半数。事实上,有研究显示自民党2017年在东京议会选举中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公明党没配合。

另外,公明党目前在众议院拥有29个议席、参议员拥有25个议席。数量不多,但对于自民党支持的议案,如修宪,能否在两院中取得三分之二席位至关重要。

正因如此,自民党不仅没有抛弃公明党,还对其产生依赖,经常对公明党让步。而公明党也常以执政联盟的“刹车”自居,炫示其对自民党的影响力。

研究显示,在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宪这两个议题中,自民党的提案内容明显向公明党妥协。例如,自民党原计划大幅修改宪法第九条两个条款,或将深刻影响日本现行军事外交政策,但正因为以和平主义和中道革新为建党方针的公明党牵制,最后改为维持原条款的基础上再新增条款。

当然,自民党虽不得不进行政策退让,但也赢得尊重盟友和选民意志的好名声。这令两党合作关系进一步强化。

2019年,日本迎来12年一度的“亥年选举年”,即同时举行统一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由于春季地方选举会影响夏季参议院选举的筹备,参议院选举投票率也相对降低,自民、公明两党为了打赢选战,联盟关系将更加牢不可破。同时,安倍政府也将在2019年全力推进修宪。自民、公明这对奇特盟友还将继续如跳交谊舞一般此进彼退、你来我往的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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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Liff AP, Maeda K (2018). Electoral incentives, policy compromise, and coalition durability: Japan’s LDP– Komeito Government in a mixed electoral system.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1. https://doi.org/10.1017/ S1468109918000415

在反腐并激励官员后,空气污染会改善多少?

图片来源:Holger Link/Unsplash

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令人堪忧,特别是空气污染防治任务艰巨。各地政府之所以对空气污染防治不力,同缺乏激励和政企合谋有很大关系。反腐败和绩效管理是全球公共部门改革的两项重要议程,而二者在中国能否增强政策产出仍然少有学者涉足。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飞速发展,腐败现象也亦步亦趋。腐败究竟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还是阻碍因素,仍然是颇有争议的问题。

反腐败是惩戒性的,而绩效管理是奖励性的,二者奖罚结合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法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反腐败和绩效管理可能导致不同的政策结果。

反腐败和绩效管理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互补的,也可能是此消彼长的。一方面,反腐败会减少政府官员的贪腐程度,有利于其更加关注如何完成政策任务。在绩效管理体制下,政府官员需要完成政策任务才能获得激励。但是,这既可以是通过合法手段而促进政策结果的实现,也可以采取弄虚作假或腐败的方式。所以反腐败也可以降低官员的腐败倾向,但也会令绩效管理难以发挥作用,因为腐败行为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可以是官员达成政策任务的重要动力。

当空气污染被作为重要的政策任务时,反腐败和绩效管理又对这一政策目标的完成程度又有怎样的影响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梁珈琪和美利坚大学的 Laura Langbein在最近合作完成的论文中对此进行了研究。

研究人员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5-2010年的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治理二氧化硫排放的情况。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地方政府在2006-2010年加强环境污染治理,特别是提出了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减排目标。这一新纳入的环保指标被作为各地绩效考核的约束性指标。因此,研究人员认为2007年及此后的绩效管理更加严厉,并认为前后两个时期的绩效管理强度会不同。

相对来说,二氧化硫排放是看得见的观测指标,因此该研究重点关注该指标。二氧化硫排放量数据可能被地方政府压低,而卫星遥感数据则更为客观,不受地方政府的干扰。研究人员使用欧洲空间管理局全球排放项目的卫星监测数据,以及地方政府发布的二氧化硫排放数据,来衡量客观的排放情况。

为反映政策的产出和结果,她们区分了不同的测量指标。其中污染物处置设备是地方政府可以控制的政策产出,污染物处置支出则反映了政策努力程度,而污染物浓度指标是衡量政策结果的指标。研究人员将每个设备可以处置的能力乘以设备总数,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治污能力。与此同时,他们还用污染处置财政支出,来反映地方政府治污方面的努力程度。

而为反映反腐败状况,研究人员使用各省检察院登记的贪腐案件数量来衡量其力度:即审查的贪腐案件越多,说明反腐败的力度越大。当然,这是在十八大以来大力反腐之前的状况,即案件查处数量可以反映各地反腐败的努力程度。

此外,研究人员还考虑了地方官员治理空气污染的激励因素。首先,研究人员使用省委书记和省长在下一次党代会一次会议的年龄同65岁退休年龄的差值,作为衡量其晋升激励的指标,因为越接近退休年龄的官员获得升迁的概率越低。其次,如果省领导同时兼任政治局委员,那么则认为其同中央更有可能保持一致。最后,以各省过去四届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总人数,来衡量该省领导的晋升潜力。

在控制了可能影响空气污染的其他因素以后,研究显示绩效管理的作用更加凸显,而反腐败的影响甚微。反腐败和绩效管理都明显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治污能力(污染物处置设备),而绩效管理还提高了污染治理的努力程度(污染物处置支出)。这说明反腐败和绩效管理都使地方政府更加注重空气污染治理,其中绩效管理的作用更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绩效管理的确降低了官方发布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但是反腐败和绩效管理都未能有效减少基于卫星遥感数据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与此同时,绩效管理的引入也弱化了反腐败对污染防治的正面作用,说明二者有一定的替代效应。

该研究还发现,官员激励的确发挥一定作用。省领导的年龄越大,越不会增加在空气污染处置方面的设备和投入。省领导兼任政治局委员,则更愿意减少空气污染,以同中央政策保持一致。

这项研究表明,绩效管理会提高地方政府防治空气污染的意愿,但是只对官方考核的指标有效,而对其无法操控的客观指标没有明显影响。反腐败对空气污染防治的影响不大,而且绩效管理的引入会进一步削弱其作用。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对这两个备受瞩目的工具抱有过高的期望,它们不是万灵药,且二者之间可能还存在竞争和替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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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Liang, Jiaqi, and Laura Langbein. 2018. “Linking Anticorruption Threats, Performance Pay, Administrative Outputs, and Policy Outcomes in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doi: doi:10.1111/padm.12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