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负面影响有多大?

图片来源:Nitish Meena/Unsplash

当今时代,移民问题似乎越来越成为社会争论的核心议题。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移民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争议,也直接导致了2018年末开始的美国近代以来最长的一次政府停摆。在欧洲,无论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还是来自土耳其的移民,都在多个国家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即使是非传统移民目的地的中国,关于广东黑人的“劣行”也不时见诸网络。随着全球化时代人口迁移的成本大幅下降,与之相伴的移民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各国人民关注的热点。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Neeraj Kaushal教授在她的新著《Blaming Immigrants: Nation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Movement》中详细探讨了移民问题以及它带来的社会影响。与许多常见的看法相反,Kaushal教授通过经济和政策分析指出,外来移民本身并不会造成任何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不少国家出现的反移民倾向,并不是因为外来移民本身对当地造成了多么明显的损失,而更多的是因为当地民众从情感上排斥异己,以及由此带来的接纳和吸收移民的社会机制的缺失。

Kaushal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每年因为商务、旅游和求学等理由跨国流动的人数至少是全球移民总数(包括合法和非法移民)的五十倍。因此,任何旨在减少移民数量的政策如果想真的产生效果,都不可避免的需要同时大幅抑制跨境流动的规模。而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担这样的代价。因此,Kaushal教授最终得出结论,抑制移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操作层面上都并不可行。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应对移民,而非排斥和拒绝他们。

移民真的对接收国有很大负面影响吗?

人们通常认为对移民的排斥是源于移民对当地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无论是经济层面亦或是文化认同层面。然而吊诡的是,反对移民最为激烈的地区,通常也是移民人数最少的地区。例如,在脱欧公投中,外来移民问题成为了脱欧支持者的一个重要论据。然而最终的投票结果显示,支持脱欧的地区恰恰是英国外来移民比例最少的一些地方。而外来移民集中的重镇,比如伦敦地区,则恰恰是留欧得票率最高的。同样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相似的现象。对叙利亚难民反应强烈的一些欧盟国家,例如匈牙利,本身并没有接收任何的叙利亚难民。匈牙利人民对难民的极端排斥显然并不是基于任何实质效果,而完全是一种情感上的表达。

实际上,外来移民很多时候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问题重重。例如,很多人相信外来移民会影响本地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但在很多例子中这种排斥又显得有点似是而非。例如,Kaushal教授发现,在脱欧公投中最受到排斥的并不是南亚裔或者穆斯林移民,而是相较而言与英国人文化宗教和种族更为接近的东欧移民。于此同时,这种基于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恐惧恰恰会增加对外来移民的排斥,进而成为阻止外来移民进一步融入本地文化的障碍。这种恶性循环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体现。

另一种关于外来移民的常见观点就是对外来移民影响本国经济和就业的忧虑。许多政客也利用了这种担忧,不断地通过指责外来移民“抢走了本地人的工作”或“滥用福利”来获取民众的支持。然而,Kaushal教授通过对大量的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和总结指出,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外来移民,无论是和法还是非法移民,整体而言对本国的经济影响是利大于弊的。比如,外来移民通常可以为接收国补充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这对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国家尤为重要。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日本和欧洲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基本拥有相同的人口出生率。然而,欧洲和日本在过去四十年来出生率持续走低,目前均跌破了代际交替的警戒线,人口老化和短缺问题日益严峻。而美国则凭借着大量吸纳外来移民,一直维持着相对健康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人口老化问题的缓解无疑对美国社会持续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从1995年到2010年的15年间,美国劳动力增长有一半是来源于外来移民。毫无疑问,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贡献良多。

那么,如果外来移民大量贡献了自己的劳动力,是否会抢走本地工人的饭碗呢?这个问题相较而言比较复杂;不同的经济学家们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其中的关键,其实在于外来移民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并不相同。对于那些技能与外来移民高度重叠的本地工人,外来移民无疑会增加就业竞争,损害劳工的利益。然而,如果外来移民的技能是对本国劳工市场有效补充,则外来移民不但不会影响本地工人的就业,反而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例如,美国长期缺乏中小学数学教师,这对美国学生的数学教育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也间接影响了美国教育的整体水平。显然,大量引进具有数学技能的移民对美国有很大好处。与此同时,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都发现,外来移民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其实只会持续数年,市场往往可以自动调节,来吸收这些影响。如果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移民对本地人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其实并不显著。

很多对外来移民的指责都包括对移民占用本地福利资源的担忧。毕竟,如果移民之前没有对本国做出税收贡献,平白无故就享受福利资源,的确会显得并不公平,同时也会造成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然而,经济数据再次展现了相反的一面。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在1995年至2011年间,外来移民对英国的税收和社会福利的贡献整体而言大于英国本地人。换言之,外来移民对英国社会来说是一种资产,而并不是负担。对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研究也显示出外来移民并不是本国财政的负担。在过去五十年里,外来移民对接收国财政的影响并不显著,通常不会超过本国GDP的0.5%. 换言之,尽管富国的国民普遍担心低教育的外来移民会拖累本国的社会保障和财政体系,经济数据却毫不支持这种忧虑。

当然,很多人对移民的排斥并不出于经济理由。移民会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是很多人反对移民的根本原因。从“广州黑人经常强奸中国女性”到“美国非法移民是犯罪的温床”,这种观点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然而,这种观点同样没有现实依据。大量的数据都显示,移民的犯罪率通常会低于本国居民。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18至31岁的年轻男性中,外来移民的坐牢比例只有1.6%,是同年龄段美国出生年轻男性的一半。即便仅仅考虑非法移民,同年龄段的年轻男性被监禁的比例也不足3%,而没有高中学历的美国出生男性青年的监禁比例则达到10.7%。很显然,比起外来移民,低教育程度才是导致犯罪的更重要的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外来移民,无论合法还是非法,都不像很多民众所想象的那样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更重要的是,很多所谓的负面效果并不是“外来移民”的专利,而是更多的是社会不平等和教育问题的产物。而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恰恰阻止了他们融入社会,从而加大了他们陷于贫困和低教育陷阱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而言,外来移民也许也是无辜的受害者。

我们是否应该挑选移民?

既然财富和教育水平有着如此大的影响,我们是否有必要对移民进行筛选,只选择那些高质量的移民?在很多国家,这种观点有着很大的市场。例如,不少中国人对广州的非洲移民嗤之以鼻,却大力支持政府向高端学术人才颁发“中国绿卡”。实际上,很多主要的移民国家都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筛选移民。例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有相当完善的评估和打分制度,来挑选他们认为国家最需要的移民。我国香港地区的 “优才制度”,更是把每个申请者从学历到经历的每个环节赋予了详细的分数,力求以此招纳“优才”。

然而,当今世界最大的移民接受国美国却采取了一套截然不同的移民系统。美国移民渠道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基于申请者的能力,其他大多数的移民方式都是通过亲属或者其他一些方式,很少会考虑移民的“质量”。这让很多在美国拼搏的人大为不满。例如,许多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都对自己拥有高学位却仍然要等待多年才能拿到绿卡大为不满,因为没有什么技术能力的拉美移民都纷纷在短时间内得到绿卡,成功“上岸”。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最新公布的移民改革计划中,特朗普就雄心勃勃的提出要把美国的移民体系变成“基于能力”的移民系统,大幅削减家庭移民,而增加技术移民的比例。特朗普和他的很多支持者,包括大量的美国华人,都坚称美国现行的移民政策对移民质量毫无筛选,是失败的制度。

那么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呢?Kaushal教授认为并不如此简单。美国移民系统固然有很多问题(比如对外国学生找工作非常不友好,因此白白浪费了很多人才),但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就是美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移民接收国。大量的顶尖人才移民到了美国,为美国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仅从“是否吸引了足够优秀的移民”这个角度而言,美国的移民制度似乎完胜世界各国。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Kaushal教授提出了一个崭新但非常重要的判断:美国的移民制度恰恰更能利用移民的价值。加拿大等国的打分制与美国移民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在移民申请的时候对移民价值进行筛选,而后者则是通过市场机制对移民进行优胜劣汰。具体而言,Kaushal教授发现,打分制下的移民初看似乎的确比美国的移民整体质量要高,但是美国移民在融入美国之后的收入增长速度则远大于打分制下的移民。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即美国吸收的移民更能融入美国社会,在美国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价值。而打分制的移民尽管整体质量开始比较高,但却未必能够满足当地社会的需求,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我们真的可以阻止移民吗?

尽管外来移民并不像公众想象的那样问题多多,但反移民的情绪的确是越发激烈。那么,我们究竟是否真的可以遏制移民的趋势,而这种遏制又是否值得呢?

正如开头所说,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流动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国际商贸、旅游和求学带来的大量的跨国旅行。在这种情况下,单独收紧移民政策的效果其实非常微弱。在不影响其他跨国人员流动的前提下,收紧合法移民只会使得非法移民的数量上升——大量移民会转而选择通过合法的方式入境并逾期逗留。而一味的收紧非法移民通常也不会减少非法移民,而只会让非法移民选择其他更危险的方式偷渡。美国的相关数据就显示,美墨边境的各种措施并没有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他们只是转移到了更危险的亚利桑那沙漠地带进行偷渡。毕竟,移民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经济动力,而不是因为某个国家“很容易”潜入。

于此同时,大力遏制移民,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正如前文所言,移民对于接收国的经济往往有着独特的贡献,降低移民数目不可避免的会影响这些收益。事实上,大量的资料都显示,平均而言移民往往比本土居民更容易获得成功。毕竟,无论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本身都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一个人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才能够成功移民到其他国家并安顿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那些有着坚强的意志和过人的才能的人才能成功。因此,存活下来的移民往往都是一个群体中比较优秀的人,他们往往拥有一些过人的特性。在美国,25%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50%的专利持有者都是出生于外国的一代移民,而一代移民在全体人口中的比例只有13%。显然,尽管并不致力于“筛选”移民,美国仍然从外来移民中获得了大量的顶尖人才。如果外来移民数量大量减少,这些人才和他们的卓越技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另一方面,减少非法移民也耗资不菲。执法部门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识别和遣返非法移民,这些花销往往都需要纳税人承担。不少非法移民会销毁自己的身份证件,这使得确认他们的原居地变得非常困难。很多情况下,对方国家会因为无法证明非法移民的国籍而拒绝接收遣返,造成新的问题。另一方面,很多非法移民可能已经在接收国建立了自己的生活,甚至有了自己的子女,而这些子女很可能是接收国的合法居民。在这种情况下,遣返非法移民反而会导致子女陷入困境,不得不依赖社保体系,这无形中又增加了成本。此外,大量的遣返非法移民对经济的冲击也不容忽视。美国的研究显示,要遣返美国现有的1100万非法移民需要大概四千到六千亿美元,同时会使得美国劳动力减少6.4%,GDP降低5.7%。这种幅度的经济影响甚至堪比大萧条时期。显然,这样的代价是难以承受的。或许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许多地方政府都不愿意配合联邦政府遣返难民政策的原因。

中国应该怎么看待移民问题?

Kaushal教授的研究主要基于发达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目前是世界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然而,正如Kaushal教授在书中也指出的,本书的结论对中国仍然有不少借鉴意义。中国的人口增长率长期走低,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大,劳动力短缺的形式越发严峻。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以及诸如一带一路战略等一批国际合作战略的推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到中国寻找机会。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不得不面对与美国相似的移民问题。事实上,我们的邻国日本虽然长期以限制移民保护“大和民族文化”著称,却也不得不向国内人口老化的现实低头,在2019年推出了号称“史上最宽松”的移民新政。与日本一样面临老龄化危机的中国,将来要如何选择呢?

如果说我们要从Kaushal教授的研究中吸取什么经验,那么最主要的一条也许是“移民问题或许并不是一个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感情层面的问题”。与很多中国人的观点相反,Kaushal教授的研究指出移民也许并不会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外来移民也许会对一部分中国人的就业产生冲击,但更好的应对办法似乎并不是避免移民,而是通过利用移民产生的整体收益增加来补贴受冲击的国民,帮助他们提高技能,进行“升级”。

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全社会拥有一套接纳移民的体系的基础上。然而,对移民的恐惧和不满往往会阻碍这套体系的建立。正如Kaushal教授所感叹的,对移民的恐惧和愤怒往往并不是因为移民的规模和速度,而是因为本国经济增长乏力或者贫富差距过大,移民不过是做了替罪羊,替本国内政问题承担了人民的怒火而已。吊诡的是,合理的利用移民本身很可能是解决这些内部问题的一剂良药,可是当全社会都将移民作为替罪羊和发泄自己不满的出口的时候,这剂良药恐怕也无能为力。

毫无疑问,中国终将有一天需要面对自己的移民问题。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经验和挑战。如何面对这个挑战,是摆在中国社会面前一道必须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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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Kaushal, Neeraj. Blaming Immigrants: Nation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Movemen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非政府组织能否推动地方政府执行环境政策

刘梦迪/政见特约观察员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中国政府提出,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那么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参与能否推动环境治理?

近期,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张炳教授、刘梦迪博士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萨拉·安德森(Sarah Anderson)、马克·布泰尼(Mark Buntaine)合作完成一份研究,从环境政策执行领域入手,分析非政府组织能够起到监督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决策。

2007年《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颁布以来,中国政府自上而下推行一系列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政策,以期将社会力量吸纳到环境治理的体系中来。这种尝试究竟有没有效果?研究人员的分析显示,非政府组织的确能够发挥一定作用。

研究人员使用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进行评估。PITI指数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于2008年起联合发布的,指数为100分制,主要依据现行环境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评分。

研究人员2014年起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筛选50个城市,连续三年对其中随机筛选的25个城市的评价结果和排名进行公开,其余25个初始指数相同的城市作为对照。

研究发现,PITI指数公开后,对照组城市和实验组城市的平均得分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这表明,随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力度增强,地方政府总体上日趋透明化。更重要的是,相较于对照组城市,实验组城市由于非政府组织公开评分,其PITI指数多增加了7.3分。这一结果表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监督的确促进了地方政府合规。

公开评分结果,可能会产生两种影响:增加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满;减少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那么,究竟是那种影响导致地方政府根据非政府组织的评分调整自己的行为呢?

一方面,研究人员搜集社交网络公开讨论、媒体对污染和信息公开的报道以及地方环保机构收到的信息反馈,发现PITI指数公开没有直接影响对公众不满和媒体关注程度。换句话说,地方政府调整政策、改进环保表现并非出于公众不满。

另一方面,研究人员通过访谈发现,地方政府官员普遍认为近年来来自中央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压力增强,部分城市官员表示PITI指数公开增加了本城市相关行为被中央政府监管的可能性。换句话说,非政府组织的监督成为中央政府监督地方的一种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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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Sarah Anderson, Mark Buntaine, Mengdi Liu, and Bing Zhang. (2019) Non-Governmental Monitoring of Local Governments Increases Compliance with Central Mandates: A National-Scale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在中国,什么样的企业更能积极完成政府任务?

单靠政府自身,有时往往无法实现公共治理目标。特别是对于一些政府无法直接控制和影响的政策任务来说,往往需要通过企业的配合来间接完成。

不过,哪些企业会为政府效犬马之劳呢?笔者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城市规划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梁珈琪合作,以中国节能减排政策为例,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所有制or隶属关系,哪个更影响企业积极性?

我们对中国“十一五”节能减排政策实施期间的企业完成任务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企业的所有制和隶属关系共同影响了企业完成政府任务的积极性。

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隶属于中央的企业比隶属于地方的企业表现得更好;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表现更强。

如果同时考虑所有制和隶属关系,则可明显发现,隶属关系的影响力是大于所有制的,这说明隶属关系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企业属性。与此同时,隶属于中央的非国有企业表现最佳,这些被统计局列为隶属于中央的非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央企全资控股子公司,等于是间接的央企或准央企。这些企业同时受地方政府和央企的调控,等于是需要完成双重任务,因此在政策执行上表现最好。

在此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政府在向企业分派政策任务时,通常会优先考虑国企和隶属于中央的企业,而过去的研究主要关注企业所有制,却没有认识到企业的隶属关系也同样重要。

经过研究发现,企业能否完成政府委派的政策任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所有制和隶属关系。所有制的确会影响企业对政策负担的态度,但隶属关系则会进一步影响企业完成政府任务的动机。

政府节能减排大旗下,什么企业最听话?

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做出承诺,将中国的能耗强度(以单位GDP能耗来衡量)从2006年到2010年间减少20%。为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中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工业是能耗大户,占能耗总量的七成左右。而在工业中,高能耗重点产业的龙头企业则占据了半壁江山。

因此,中央政府采取了“牵住牛鼻子”的战略举措,在2006年启动了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邀请全国能耗最大的9个行业的上千家企业参与节能活动。政府提供优惠政策、技术支持和财政激励,推动这些能耗大户节能减排。

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在这些大型企业中,哪些企业更有可能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尽管节能减排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并使其履行社会责任,但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要投入巨资进行设备改造和技术更新,因此许多企业望而却步。

国企在信贷、政策、财政、人事等许多方面都仰赖政府部门,国企领导又同政府部门有较强的业务关系,所以往往要承担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负担。而与之相比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则没有类似的政策包袱。

不过,国企由于同政府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有可能游说政府为其大开方便之门,从而绕开或减轻政策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更有可能将政策任务转嫁到非国有企业的身上,因为它们的政策影响力更弱。

综合来看,考虑到节能减排是一项压倒性的政治任务,是国家必须完成的头等大事,所以国企在此时挺身而出的迫切性更强。因此,我们认为国企更有可能承担更重的政策负担,并超额完成政策任务。

由于上述计划是中央政府发起的,因此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企业首先需要承担相关任务。尽管地方政府也参与了该计划,并制定了不同的版本,但央企在该计划中的引领和带头作用非常突出。

因此,我们认为同其他企业相比,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企业更有可能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来自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计划的证据

我们收集了参与上述计划的上千家企业的各类数据,在控制了企业的综合实力、节能目标任务等因素后,我们的分析结果支持了上述判断。

对2010年“十一五”期末考核结果的研究显示,尽管绝大多数企业都完成了预定任务,但是隶属于中央的企业比隶属于地方的企业完成了更高的目标。对隶属于地方的企业而言,国企的表现明显强于非国有企业。

我们还发现,反映企业综合能力的总资产和利税情况等因素并不明显影响企业完成政策任务的情况,说明企业的所有制和隶属关系是更加重要的影响因素。

除此之外,政府为企业设定的目标任务越重,企业完成情况越好。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在目标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越有可能采取技术改造等更具可持续性的做法。

总体来看,央企的表现最佳,其次是地方国企,最后是民企、外企等其他企业。

就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企业来说,央企的表现不错,但是表现最好的是央企控股的企业。这些央企在达到一定节能额度后并没有进一步节能,可能是因为这些企业一般掌控着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在完成节能任务时还要确保经济平稳增长。

过去的研究仅仅认识到所有制的影响,而忽视了隶属关系的重要性,而本文则说明这种忽视可能使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企业行为背后的逻辑。

政府在考虑委派企业完成政策任务时,靠得住和信得过的仍然是国企和央企,它们有更强的压力和动力完成政策任务。而民企和外企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大,如何激发这些企业参与政策任务的完成,是未来政府部门需要更多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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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Liang, Jiaqi, & Ma, Liang (2019). Ownership, Affili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Results-Oriented Energy Policy.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doi: 10.1080/10967494.2019.1595796.

“人以群分”:中国城市中的社会经济隔离

你的左邻右舍都是什么人?什么样的人住在同一个小区内?

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居民住哪基本取决于单位,不论家庭背景、学历、职位和收入,只要隶属同一单位就会住在同一区域。改革开放,特别是福利分房取消后,城市居民可自行选择居所,因此出现“高档小区”、“白领公寓”、“外来人口聚居地”等特征明显的城市居住区。

在城市研究中,这种现象指向一个重要议题——社会经济隔离。“隔离”会导致社会性撕扯,也因此出现诸如“清理廉租房”、“高档小区居民自建围墙”等热点话题。

在最新一期《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上,来自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学者以上海2000年至2010年间居委会层面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对象,获得不少有益发现。

从整体来看,上海十年的“隔离”状况呈现扩大趋势。2000年时,这种社会经济隔离还主要是简单的城郊二元差异。当时,上海外来人口相对较少,城区主要是中等学历的本地居民,城郊是学历较低的本地居民。

十年后,在之前隔离的基础上,上海形成了不少高等学历聚居区、外来人口聚居区。前者在市中心,特别是内环沿线,并沿城市交通动脉向西南延伸;后者集中在西部近郊和远郊。另外,在部分城区还有外来人口集中的“飞地”。

从不同区域对比情况看,城市内部隔离状况差别很大。同时,整个城市的隔离指数高于街道、镇级别的隔离指数,这就意味着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可能要大于区域内的差异。

根据研究者采用的衡量指数,上海2010年的社会经济隔离状况已经甚于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主要城市。

这种变化源自市场经济与住房体系改革,在变迁过程中也有内在的推动性因素。

研究者通过测算发现,区隔上海本地人和外来人的“户口隔离指数”从2000年的0.422下降到2010年的0.393;但区隔学历高低不同人群的“教育隔离指数”从0.373上升到0.522。换句话说,拥有本地户口和外地户口的人住在同一小区的情况渐渐增多,但学历不同的人居住在不同校区的情况也在逐步扩大。

也就是说,以学历的标识的人力资本在重塑中国城市居住样态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强。目前,不少中国城市为了吸引人才,开始降低户口门槛、出台配套公租房制度,为没有本地户口的高学历人才提供居住便利。同时,拆除城中村、产业迁移换代等因素导致为数众多的相对较低学历人群被驱逐出城市。

这一研究为理解中国城市空间性社会不平等,以及由此带来或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及其治理提供基础。当然,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上海市场化程度较高,专门针对上海的分析能多大程度适用于其他受制度性因素影响较大的城市(如北京),则需要后续研究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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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Shen, Jie, and Yang Xiao. (2019) Emerging Divided Cities in China: Socioeconomic Segregation in Shanghai, 2000–2010. Urban Studies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9834233.

西方智库评估“一带一路”投资可带来七大风险,中国如何应对?

图片来源:《“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

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临近, “一带一路”倡议也再次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

近日,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布报告,提出“主权维护”“透明度”“债务可持续性”“本地经济需求”“地缘政治风险”“环境影响”“腐败风险”等“一带一路”投资带来的七大风险,并以此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十个项目分别进行了评估。

这十个项目包括:厄瓜多尔的科尔科多辛克雷大坝工程项目、阿根廷的卫星和太空工程项目、布达佩斯到贝尔格莱德铁路项目、津巴布韦的人脸识别项目、以色列的海法港项目、巴基斯坦的煤电站项目、塔吉克斯坦的中土输油管线D段等。这些项目既有加强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有大型能源项目,同时还涉及科技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合作项目,基本涵盖了“一带一路”的主要方面。

在CNAS的报告看来,中国与相关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这十个项目中,上述七大风险均较为突出。

其中,透明度不足是所有项目共同存在的风险。如在厄瓜多尔的科尔科多辛克雷大坝工程项目中,中国进出口银行提出的贷款条件是必须使用中国生产的主发电机组;阿根廷的太空工程项目谈判过程一直处于秘密状态,甚至连当地警察都不知道;以色列与中国上港集团达成的协议中,具体融资协议也一直不为外界所知。

第二突出的是财政可持续性,有七个项目存在这一风险,还有三个项目向外界披露的相关信息不足。比如:中国在巴基斯坦的煤电项目中,要求巴基斯坦财政部以巴基斯坦主权信用作为担保,巴基斯坦也已遇到还贷困难;在塔吉克斯坦的中土石油管道D段项目中,中国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利润分成尚不清楚,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该项目态度消极,项目建设已暂停,可能导致先期投入无法收回。

第三突出的是主权维护和地方参与,各有六个项目存在风险,剩余四个项目披露信息不足。比如:缅甸皎漂港完全由中资企业承建,中国企业获得该港口50年运营权,并可能将运营权延长25年;津巴布韦的人脸识别项目可以使中国企业掌握津巴布韦所有民众的面部特征信息,存在数据风险;匈牙利铁路项目中,中资贷款利率与中国企业参与程度相关,对匈牙利本国企业的参与建设设置了门槛等。

报告还分别就上述项目,在地缘政治风险、环境可持续性和抵制腐败等方面进行了评估,认为上述项目也都或多或少存在相关风险。

同时,为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形成反差,报告还特别选择了日本援建瓦努阿图维拉港码头项目进行分析,指出日本援建项目不存在报告提出的七大风险,是国际援建基础设施项目的“更好方式”。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报告?怎样更好面对近期西方智库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和批评升级?

首先应该保持定力。“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崛起大国提出的战略经济宏伟计划,受到外界的密切关注是很正常的。西方媒体和智库对“一带一路”总体持警惕和批评态度,提出的一些观点难免会有些偏颇,比如该报告将中国与阿根廷的太空卫星合作与“一带一路”挂钩,显然有点牵强,这一项目更应纳入双边科技合作范畴。

第二,要塑造好“一带一路”概念,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全球公共产品”,有着更强的主观能动性,也要考虑到中国自身的承受能力。日本以资金技术为主的援建模式并不适合“一带一路”。中国还需要对“一带一路”概念进行更准确地描绘和塑造,要主动讲好“一带一路”是什么,而非一直跟在西方媒体后面解释“一带一路”不是什么。

第三,要精心画好“一带一路”的“工笔画”。不可否认的是,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概念先行、中层政策规划和资源协调缺失等,在具体项目建设过程中也有不足,报告中提到的一些风险并非空穴来风。因此,还应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水平,少一些概念炒作,多研究好“一带一路”中出现的新问题,并能提出解决方案,精心画好“一带一路”的“工笔画”,推动这一重大战略经济倡议逐步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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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CNAS, “ Gra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2019).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beltandroad

硬核田野:教授卧底越南性产业

李傻圆/作者
Targaryen/编辑
阿永/美编

你想象中的越南声色场所是怎样的?廉价酒吧里穿着暴露的性工作者主动跟顾客调情,一次性服务只要几百块,不时还有小姐对街上的游客大声招揽;或者是DJ躁动着心跳的高级酒吧,小姐的打扮同样性感,但花更多时间陪顾客喝酒、聊天、游戏,性交易里还增加了很多情感劳动;或者你猜想会有更加隐秘的高级夜总会,熟门熟路的政要与富商出入其中,性工作者的举止要得体,性感得要有格调,性交易甚至已经沦为次要,一掷千金的炫耀才是消费的核心主题。

《Dealing in Desire》作者 Hoang
图片来源:vietnamnet

所有这些不同的想象,《Dealing in Desire》这本书里都有。Hoang在胡志明市四家迥然不同的酒吧当上了酒保和皮条客妈咪。她和性工作者打成一片,探访着皮条客妈咪和男性顾客的内心世界,描绘了经济崛起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声色世界。但这本书还不止于此。Hoang的视线穿透了每晚的歌舞与苦涩,记录了西方与东亚、发达与贫困、崛起与衰落、传统与现代、污名与荣誉交织在一起的性工作世界。

四家酒吧和四种顾客

Khong Sao Bar隐藏在胡志明市中心繁华商区的高级酒店与餐厅之间,只向一个政治精英小圈子开放。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越南的经济,正如中国的读者能够轻易想象地,极其依赖政治精英的非正式圈子。没有关系就拿不到土地、办不好审批、更得不到信任。在这样的非正规的经济生态中,信任无法在谈判桌上轻易取得。所以,Khong Sao Bar不仅是一个娱乐场所,更是一个建立信任的非正式社交场合。越南本地的新政治与经济精英,以及来自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东亚主要经济体的投资人来到这里,在每晚几千美元的酒水与色情消费中炫耀经济实力、建立私人关系。

Lavender Bar(直译为薰衣草吧)是向公众开放的高端酒吧,但其核心定位是服务海归的越南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定居的海外越南人虽然未必大富大贵,但以越南的标准来看,每晚花三四百美元喝酒的他们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他们在发达国家或许享受不起奢侈的夜生活,甚至反遭种族歧视,回到越南却可以在Lavender Bar唱起了怀旧故土的靡靡之音。Lavender Bar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排斥西方人。当白人男人们在门口排起长队时,作为VIP的海归越南人穿过他们径直走进店里的卡座。这种逆向歧视的优越感,是夜生活的快乐源泉之一。

Secrets(直译为秘密)反其道而行之,把经营对象瞄准长期停留越南的美国与西欧国家的男人。他们或者被外派至此,或者频繁到胡志明市商务出差。虽然这间店完全开放,酒吧内却几乎全是男性。偶尔有女顾客推开门,也会很快因为这里不适的气氛而离开。店里的小姐们主动和西方顾客喝酒聊天,帮助他们纾解工作中的压力与不满。性服务往往还发展成更长期的关系:固定主顾、伴游、paid girlfriend等。

Naughty girls(直译为顽皮女孩,或下流女孩)是最接近红灯区的酒吧。它的主要顾客是旅游越南的西方男人。这家店开在热门的游客商区,附近都是旅馆酒店、导游中介以及游客餐厅。Naughty girls完全开放,从大街上就可以对店里一览无余,有时还有店里的性工作者招徕行人。这里的性交易最便宜,一次只要50-100美元,而且大多是一次性的。西方的男游客到越南来寻找一种落后与贫穷的想象,他们消费的是被贫穷所迫而出卖自己身体的、黝黑纤细的第三世界女性肉体。

越南性产业的历史与全球资本的兴衰

四家酒吧和四种顾客标记了越南性服务行业的等级分别,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历史的、文化的、社会关系的。对性产业等级的理解,必须被定位在越南的历史和越南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中。

1867-1954年,越南是法国殖民地。白人是毫无争议的社会最上层,买春是殖民特权的表现之一。西贡(胡志明市旧称)的妓院为殖民者而开,只有下层妓女在街头和越南人做生意。殖民地时期结束后,越南又陷入了和美国漫长的战争。1962-1975越战时期,性产业的主要消费者是美国大兵。美国军方所谓的休息与消遣(Rest and recreation, R&R)其实就是送美国大兵到东京、韩国、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夏威夷等各种地方嫖妓。

越战胜利后,越南迎来了社会主义整风,1975-1986年间,越南政府致力于拯救“堕落妇女”,性产业消失殆尽。然而,结束了殖民统治、摆脱了美国控制的越南并没有因此迎来经济繁荣。面对经济难题,越南跟随中国的步伐,在1986年开始了经济自由化改革。这也意味着性产业的回归。1986-2006年间,能否接触到西方资本成为了经济成功的关键标志。这时,来自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海归越南人成为了最上层的经济精英,也因此成了性产业最上层的消费者。

越南城市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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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增加,海归们很快就失意了。2006年,越南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外国资本对越南的影响进一步加大。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西方资本,相比之下,来自台湾、香港、韩国、东京、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的亚洲资本开始崭露头角,逐渐占据了在越南直接外国投资的主要部分。在迎接外国资本时,越南本地的政治精英们再次崛起,依靠他们掌握的政治资源、与国家沟通的技巧以及本地的精英社会网络,迅速成为越南的财富新贵,成功地站在了新时代鄙视链的最上层。

四种欲望和四种对策

性产业的光谱映射着越南社会复杂的等级纹路。性工作者们在不同等级里挣扎,男性们又何尝没有在这种分层中徘徊与焦虑呢?四家酒吧的四种顾客展现了四种男性气质(masculinity)。这些特质和越南人的历史记忆以及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交相呼应,为我们绘出了胡志明市色情消费的当代画卷。

60-70年代越南bar girl与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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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顾Naughty girls的西方游客们希望在越南重新找到西方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首先是身体上的对比。这些旅游的嫖客喜欢吹嘘自己的阳具比越南男人大、性能力比越南男人强、在性交中更能满足越南女人。他们怀念传统的男人养家的婚姻关系,尽管他们的经济能力在西方往往支撑不起这样的婚姻。所以他们来到想象中的第三世界贫穷国家,通过资助想象中的来自农村的、被迫卖淫的贫穷妓女来获得满足感。

服务于这些西方游客的性工作者策略性地配合这种愿望,把自己塑造成“第三世界的依附者”,以期待从顾客那里挣更多钱。在外观上,她们只穿廉价而性感的衣服,在化妆时突出越南人的深色皮肤,比较好的首饰、名牌衣服、iPhone在工作时显然都会收起来;在互动中,来自农村的无助女孩的人设显然最受欢迎。有些小姐还带顾客到乡下去,展示自己贫穷的乡村生活与破旧的房子,诱使这些西方男人出钱资助她们。有些人全家已经搬到城里了,但是还会找破旧的村屋伪装成自己家。性工作者帮助这些西方男游客们获得来自西方国家的优越感,在资助她们时感觉自己简直像是个英雄。

在Secrets寻找慰藉的是生活在“国际化的失败”和“本地化的成功”夹层中的西方男人。一方面,他们比那些西方游客更有钱、也更懂越南,所以他们在这种对比中享受一种优越感;另一方面,他们只是发达国家金融行业中的失败者,所以才最终被派到越南,而且在这里毫无翻身机会。在越南重新适应他们的新工作时,他们的男性气质感到挫败。以越南的物价来说,他们又算是当地的成功人士。在这样的复杂情绪中,他们在与性工作者的互动中寻求崇拜与慰藉。在面对这样的顾客时,性工作者依然展示依附性的贫穷越南人形象,只是她们更希望发展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同时通过礼物、购物、旅行、资助创业等方式获得报酬,而不仅仅是一次性的、直接的性交易。当然,西方男人对越南女性身体的性化是类似的,他们渴望的都是深色皮肤的、纤细的、代表亚洲风情的女性肉体。

西方移民又是海归越南人获得优越感时的参照群体。Lavender bar的海归越南人通过排斥西方人和炫耀性消费创造一种优越感,在西方国家他们往往是没有这种机会的。白人男性在Lavender的高峰时段要排队,进门后通常只在吧台消费;海归越南人作为VIP从不排队,总在卡座区消费,而且要点贵得多的整瓶酒,伴随着浮夸的开瓶仪式。给陪酒小姐小费是海归越南人证明经济实力的另一种炫耀性消费,而白人男性拒绝学习这里的小费文化。回归越南的海归们渴望一种复古的现代化,他们既想要消费现代女性的肉体,又怀念想象中顺从的越南女人。面对这样的顾客,性工作者要付出双重努力,既要展现现代化的女性身体,又要表现复古的越南女性特质。在外观上她们要现代化,特别是要白,因为深肤色代表着落后的农村人;身材要纤细,这才比西方女性“更女人”。在与客人的互动中,她们要展现传统越南女性的温柔与顺从,展现对男性的崇拜与依赖,以满足海归越南人对传统女性的复古情结。

在新时代的胡志明市,站在鄙视链顶端的是本地的政治经济精英,以及崛起的亚洲资本支撑的男性气质。这种男性气质通过奢侈消费展示自己的财富,却往往又要活在历史记忆的阴霾中,不断地通过羞辱衰落的西方和海归越南人展现自己的实力。Khong Sao Bar的消费都是以现金结账,因为大手笔地花现金不仅是消费能力,也是对西方人过度依赖信用卡、不能恣意糜烂的鄙夷。带现金也意味着可以多给小费,这也是满足优越感的方式,因为西方人和海归越南人不会这么慷慨。新的政治精英们想要的是亚洲崛起的新时代女性,所以性工作者努力的方向是韩国、日本、香港的女明星。在外形上她们要白,但不是西方人的白,更不能像西方人那样不娇小。Khong Sao Bar的小姐还会为了更好的形象去整容。整容的关键是脸型,特别是鼻梁。很少有人做丰胸手术,因为胸部的大小不是关键,如何穿内衣展现身体更重要。这里的嫖客不仅不介意小姐整形,有时甚至以此为荣,因为连小姐也有钱整容是越南经济崛起的标志之一。

性工作者和妈咪们的人生起伏

四家酒吧的妈咪也是酒吧的实际经营者,她们的人生经历是一种另类的创业故事。

Khong Sao Bar的经营者Hanh出身贫农家庭,16岁开始在一家小酒吧当歌女。Chu是越南一个非常有权势的家族的左右手,他发现了Hanh并且鼓励她到首都发展,在那里她将经营一家高级夜店,供有权有势、又需要隐秘场所的人娱乐。Hanh后来的商业成功完全是这个家族政治成功的副产品。但是她的创业成功又不能只归为运气。Khong Sao Bar本质上是一个生意场,Hanh既要四通八达、联结关系,又要能够保守秘密、取得信任。本质上,她和她的客户们是互利共生的关系。几年后作者再回到胡志明市时,随着越南政局的变化,Khong Sao Bar已经物是人非,Hanh也已转头专心经营投资的饭店了。政商生态变了,风月场所也就随着变了。

Lavender Bar的两位经营者Tho与Huyen来自城市小康之家,原本在广告行业工作。接触夜店市场之后,她们决定把品牌营销的知识应用到这里,针对海归越南人的奢侈娱乐幻想定制一家夜店。她们不仅满足了海归越南人的虚荣心,也利用这种虚荣心给Lavender的陪酒小姐们挣来了很多小费。这些海归在给小费时体验到了奢侈消费的优越感,同时又隐隐地害怕不给小费变成对自己的公开羞辱。Tho和Huyen起步于本就拥有的人脉资源与经济基础、专业知识以及家庭的支持,最终靠的是来自海外的消费。多年以后,随着类似酒吧的竞争越发激烈,Lavender老板不愿意继续为这家店投资,两位妈咪也就转行经营别的生意了。

Secrets的老板Lily和Naughty Girls的老板Tina都来自贫困农村,很年轻时就进入了性产业。她们都依靠来自西方国家的客户近乎慈善性的支持,这些客户的投资帮她们变成了老板。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Lily和她的客户建立起了稳定的关系,这位客户在投资和开业的过程中给了她很多建议;Tina则是和很多客户保持关系,从这里或那里不断获得多多少少的资助,最初成了酒吧老板。当然,这些西方男人也知道Lily和Tina对他们并不忠贞,他们所寻找的更多是解救堕落少女、当回大男人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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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每一位性工作者都能成为成功的创业者。事实上,尽管所有的妈咪们都建议她们努力存钱、为她们提供投资与理财建议,大部分的性工作者在经历了经济上的波动之后,最终都没办法拥有自己的小生意。她们的出路只能是回到农村、嫁为人妇、生儿育女,或者是年龄渐长后在城里找别的生计。性工作者们经历的经济波动,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从事高端性服务的小姐们不断经历经济上的大起大落。这里小费和性服务的收入比较高,而且如果有嫖客愿意建立长期包养关系,她们的收入会直线上升。但是性交易始终是不稳定的,包养关系也从来不会维持太久。高端酒吧的性工作者挣得越多,她们维持自己的身体与形象所付出的成本也越高,整容、化妆品、高端的衣服与配饰都浪费钱。随着年老色衰,她们终将面临收入的急剧下降。

Naughty girls和Secrets的小姐们通常是忍受不了机械单调又压抑的工厂工作才进入性行业的。虽然她们需要付出免费的陪酒劳动,而且每次性服务只有50-100美元,但她们经历了真实的、稳定的收入上升,因为工厂工作每月收入也不到100美元。由于她们不需要在维持摩登形象上支出太多,她们的经济改善反而更加真实。虽然她们并不是西方人想象的贫困所迫的农村女孩,她们的很多收入也确实回归到了农村家庭,用来帮助家人改善住房条件与生活条件、帮助兄弟姐妹们上学等等。

尾声:自主性、道义经济与个人的无力

西方的媒体、女权主义者、一些女性服务NGO都喜欢把第三世界的性工作者描绘成性产业中可怜又无力的受害者,一群贫穷且弱小的女人在妓院中被迫和男人发生性交易。Hoang挑战了这种刻板印象。事实上,她遇到的很多性工作者把自己描绘成勇敢的劳动者,她们勇敢地摆脱了无聊的、剥削性更强的工厂工作而进入了性服务行业,在这里她们拥有了对自己的身体和劳动更多的控制权。这是商业化的性,而非人口买卖式的性交易。尽管这是极富污名性的工作,但是她们通过为家庭提供经济补贴、改善家庭生活,也为自己赢得了一种另类的荣誉,扭转了彻底的污名化。性工作的场所也从没有直接的强迫。Hoang从没见过一个女人被迫卖淫。恰恰相反,性工作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团结,她们分享化妆打扮的技巧,在陪酒时互相分担,遇到过分粗鲁的嫖客时互相掩护,在骗取西方男人更多钱时互相帮助。

曼谷红灯区工作者
图片来源:oyz

妈咪们既需要小姐们卖淫,也必须给她们提供保护。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小姐们的收入只有小费和性交易,陪酒是为这些酒吧提供免费劳动。没有这些免费劳动,酒吧的生意就做不下去。当性工作者不愿意陪嫖客离开酒吧时,妈咪会坚决支持她的决定;有客人想要赖账时,妈咪们甚至会请求当地的黑帮来帮助讨回她们应得的报酬。事实上,如果妈咪们无法提供这种保护,小姐们就会弃这家店而去。一种互惠的道义经济在妈咪和性工作者之间建立了起来。

然而,“任人摆布的依附者”的迷思固然需要被打破,我们也不应该美化性产业中的剥削与压迫。妈咪与小姐之间固然有互惠的道义关系,但这并不能改变性工作者被皮条客妈咪剥削的本质。离开工厂、参与性产业固然是女性重新掌握自己的身体的自主行动,但微观上的自主性不能改变宏观上的强迫。归根结底,是第三世界女性在结构上的弱势地位:来自血汗工厂的剥削,来自父权家庭的束缚,来自资本的赤裸裸的强奸,使得女性只能通过表演对男性的依附、承受男性的肉体侵犯来获得有限的经济权和自由。女性参与性工作的自由,只有在取消了阶级与世界资本秩序的不自由之后,才真正值得讨论。

本文转自微信公号“一颗土逗”

参考文献

  • Hoang, Kimberly Kay. 2015. Dealing in Desire: Asian ascendancy, western decline, and the hidden currencies of global sex 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EO的风险厌恶如何影响企业对于“关系”的构建

图片来源:新华社

在中国,“关系”一直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绕不过的话题;学界也多有研究,(英文)学术界对“关系”的研究直接以Guanxi而不是其他已有的英语词汇来指称,可见“关系”在中国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形态。

已有的一系列研究主要致力于探寻“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及其地位的变化。其中对于企业为何要依赖“关系”的分析多从企业拥有的资源,所处环境和战略目标等角度来切入。一项近年的研究则侧重从企业管理者的角度来解释“关系”对企业的重要性。自瑞典隆德大学的Sonjia Opper 和Håkan J. Holm以及康奈尔大学的Victor Nee利用随机试验的方法,通过对长三角地区6座城市345位私营公司CEO的调查分析,发现CEO个人的风险厌恶程度与开展“关系”构建的活动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下文简称“负相关关系”)。

此外,他们也发现当风险厌恶强烈的CEO们能妥善利用“关系”的时候,这些公司的业绩可能会更好。更普遍意义上来说,这项研究强调了个人的偏好会影响整个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市场表现。

“关系”的风险

之前的研究表明,公司对于“关系”的依赖源于市场的不规范以及市场化程度不足。由于相关法律的不周全以及较弱的推进力度、政府对生产资源的强力把控等因素的存在,导致公司不得不通过构建良好的“政商关系”以及“商业关系”来获取公司发展所需要的战略资源和服务,例如政府贷款,政策导向的发展基金,土地出让的优先权,进口执照等等。除此之外,良好的“关系”构建可以在法律落实不完善的社会大环境下对企业起到保护作用, 防止公司被突然“查处”或者在仲裁中被“暗算“等等。

但“关系”在带来这些好处的同时,其本身也是有风险的。最主要体现为在关系建立过程中付出的可观投资并不能保证未来可期的回报——有一个时间上的鸿沟(temporal gap)——回报的时间和质量都无从保证。

具体来说,“关系”存在风险有两个原因,一是环境性的,或者说是“状态的不确定性”(state uncertainty),意即无法明确周遭环境的构成情况,也就无法预测环境的变化。这就带来了一种矛盾——为了应对环境不确定性而建立关系,但这一策略对于应对环境中不确定的变化是无能为力的,恰恰有可能这种“关系”的构建实际上增大了这些预测这些活动影响的难度(effect uncertainty)。这或许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符,例如在政商关系的构建中,地方官员调度频繁、反腐运动,又或者是新政策的出台让资源对市场更加开放,都会让之前的投入打了水漂。第二个原因是关系性的:组织间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属于个人的,因此关系是否能有效利用还取决于相关人员对企业的忠诚度、付出等等。

风险厌恶与CEO的个人决策

风险厌恶是行为研究领域非常常见的一个概念。简单来说,人们在面对同等收益和损失的时候,会认为损失更令人难以忍受。例如,丢失100块钱的伤心远大于得到100块钱带来的快乐。现有的实验和研究表明,风险厌恶意识强烈的人会避免抽烟和剧烈运动,减少投资活动,并且成为自由职业者的概率更低。

那么每个公司的CEO在决定是否投入资源进行”关系”构建时,他们的决策又是怎样被风险厌恶所影响的呢?一个被广为验证和接受的基本假定是,所有人都会优先选择风险较低而回报较高的战略,并且在低风险和高回报两个目标之间进行权衡。想要提升公司的商业表现,除了依赖“构建“关系”这样相对高风险的策略之外,亦有增加总工时或者提高生产率之类这样风险更小的办法。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假设,CEO风险厌恶的程度和对“关系”的依赖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CEO越厌恶风险,那么他选择将公司资源投入到任何一种“关系”构建中的概率也就越小(假设1a、1b)。

在这里,研究者们着重区分了“政商关系”以及“商业关系”的不同。由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改革进度不同,两类关系所面对的“状态不确定性”——不确定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除了一些国家严格控制的经济领域,许多的行业由于自由化,其中大量公司国际化,走入国际市场并且遵循严格的市场标准行事,这导致了一个竞争更激烈,更动态的市场,也因此维持企业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商业关系”)对于这些行业的公司而言更重要了,而通过“关系”得到(合法、合理竞争之外)额外的回报的可能性就更低了。

研究认为,“政商关系”中的回报不仅更高,而且“关系”的风险的同质性也较“商业关系”更高,这意味着后者的“风险-回报”之权衡(trade-off)应该更显著才是,于是研究者进一步假设CEO风险厌恶与“关系”之间的负相关联系(开头所讲的“负相关关系”)在“商业关系”上更强烈(假设1c)。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在“商业关系”的构建上,风险厌恶程度的反作用更明显。注意,同样的解读逻辑在下文还将出现的一些有关“负相关关系”强弱的对比上同样适用。

具体的实验设计

研究者界定了两大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因素(干扰变量):公司的成立年限和市场导向。一般来说,新成立的公司由于缺少资源,以及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纽带等原因,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这时候,CEO们会急于发展“关系”以保证公司的生存。当公司站稳脚跟,建立自己的品牌之后,“关系”的重要性会相对下降,过度强调“关系”反而有可能会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考虑到在中国,一些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例如土地,被牢牢地掌控在政府的手中。那么新成立的公司不得不想办法构建“关系”,从政府的手中拿到这些资源。因此研究者假设,(风险厌恶与“关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创立年限较短的公司身上更不明显(假设2)。

同时研究者们认为,由于信息共享的必要,致力于地区业务发展的地区性公司们会更多的构建起“关系”的纽带。另外,如果一家公司是根植于本地业务的,那么地方性质的“关系”构建之回报(无论是商业关系还是政商关系)都更为稳定——跨地区的“关系”构建往往费时费力还没什么用。于是研究者假定,本地业务为主体的公司CEO的(风险厌恶与“关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弱(假设3)。研究定义了公司超过20%的供应和销售都来自于本地的公司为本地导向的公司。

实验选择了长三角地区六座城市的700位CEO,将他们分为两组各350人,一组接受关于风险厌恶倾向的问卷调查(实验组),另一组则是做关于对确定性的偏好程度的问卷(对照组,提供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CEO作为特殊群体是否与大众有着不同的风险厌恶偏好生,研究者也邀请了这六座城市的200名普通市民进行试验。实验发现,CEO的风险偏好和普通大众并无显著区别。

同时,作者也对一系列其他可能的干扰因素进行了考察,比如CEO的个人特质(性别,年纪,自身的教育背景和父母的教育背景,社会经济背景,是否出生在城市,是否为党员等),公司特质(年限,大小,商业模式,注册形式),商业环境(比如浙江的政府效率和市场化程度相对更高)等等。

实验最重要是要衡量两样东西:CEO们有多看重“关系”,以及CEO的风险厌恶情况。至于第一点,研究者利用李克特量表(从1到7,1代表完全不看重,7代表极度看重)分别衡量了三种具体的商业关系(与供应商,消费者以及竞争企业)以及政商关系(主体政府,与本产业相关的政府部门以及政府其他部门)。

第二点则是利用一个简单的实验来证明:CEO们有A和B两个选择,他们需要连续做10次这样的二选一。选择A是对300元人民币和240元人民币不同的概率组合。第一次为10%的300元和90%的240元,第二次为20%的300元和80%的240元。以此类推,直到第十次为100%的300元和0%的240元。选择B则是对580元人民币和15元人民币的不同组合,同理从第一次的10%的580元,90%的15元到最后一次的100%的580元和0%的15元。显然,A选项是回报更为稳妥的,研究者们称其为“更安全的选择“(safer option), B则被称为“彩票选择“(lottery option)。理论上CEO最后都会从A选项跳到B选项(100% 300元小于100% 580元),研究者们便观察CEO们从哪一个选项开始从更稳妥的A选项跳到了相对风险更高的的B选项,以此来衡量每个个体的损失厌恶情况。(读者们亦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对自己的损失厌恶程度进行测试,笔者在第7次的时候跳到了B,那么在实验中便被记录为7。)

实验结果及意义

经过分析与检验之后,研究者们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无论是哪类“关系”,个人的风险厌恶越强烈,“关系”的构建就越少(假设1a和1b成立)。风险厌恶对构建商业关系的影响更强,在政商关系的构建上更弱(假设1c成立)。也就是说,相对于“商业关系”来说,即便是风险厌恶强烈的CEO们也依然会更倾向于与政府间保持一定的“关系”。

同时,研究者们发现,对于新的企业来说,风险厌恶并没有影响CEO是否进行“关系”构建。这也许说明了“关系”对新生企业的重要性极大,即便CEO个人有强烈的风险厌恶也依然会去试图构建“关系”(无论是哪一类关系);而成立年限较长的公司则在风险厌恶和“关系”依赖上有显著的负相关,因此假设2页成立。

而在关于地方性的假设3上,情况更复杂一些:在政商关系上,根植于地方业务发展的公司无论CEO个人倾向为何,都会致力于发展”关系”。而对于非地方性的公司来说,依然存在CEO个人越厌恶风险,“关系”的构建就越少这样一个负相关的关系。但在商业关系上,CEO的风险厌恶对“关系”构建的影响程度并不像假设预测的那样取决于企业是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或者国际性的——实际上,两者都是负相关,但差别不大。因此假设3部分成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关系”是否能让企业的业绩变得更好?研究者发现,在“政商关系”这一块,风险厌恶高的CEO所在公司的资产回报率(ROA)(在统计学意义上)会略高,但是销售增长上并无帮助。而“商业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都无法证明其促进了资产回报率的提高和销售增长。

研究者同时认为,通过构建“政商关系”的得到的资产回报率的增长很可能也并非因为“关系”本身,而是跟CEO的高风险厌恶带来的谨慎行事有关。尤其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这种风险规避的意识能让公司更加成功。也就是说,是市场成功而非“关系”纽带提高了这些企业的资产回报率。

从这个结论出发,研究者认为其符合“市场转型理论“的预期。“关系”,作为一种政治资本,已经随着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成熟而失去重要性,而官员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逐渐失去对一些重要生产资源的把控和调度能力。本文的作者之一的Victor Nee在当年提出了这个他认为具有普适性的“市场转型理论“,并引起了学术圈内持续不断的讨论与争议(《政见》曾经也对这个理论进行过专题讨论)。除此之外,研究者认为这项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也可以运用于其他类似的情况,例如在美国盛行的游说(lobbying)行为,和中国的“关系”构建一样有着自己的不确定性。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参考文献

  • Opper, S., Nee, V., & Holm, H. J. (2017). Risk aversion and guanxi activities: A behavioral analysis of CEOs i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60(4), 1504-1530.

你是“鹰派”吗?

“鹰派”、“鸽派”,两个词常用来形容外关系主张。通俗说,“鹰派”态度强硬,倾向军事等“硬实力”维护国家安全;“鸽派”态度温和,偏好合作等“软实力”“巧实力”避免直接对抗。我们习惯把这两个词加诸政治人物,依据他们的言行贴上“鹰派”、“鸽派”标签。

普通公众中有没有“鹰派”和“鸽派”?哪种人更多?根据什么来评判呢?

最近,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副教授Jessica Weiss在《当代中国》期刊发表最新研究。研究中分析了五组调查结果。这五组调查分别由不同的机构和研究者进行,涉及多种人群,如城市居民、军方及非军方学者、商业领袖、媒体工作者、网民等,地域包括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成都,时间涵盖2012年至2016年。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得出结论:当代中国公众,“鹰派”比“鸽派”多。

具体来说,在调查列出的政策主张中,“鹰派”选项比“鸽派”选项更受欢迎。

在“中国领海争端公众意见调查”中,79%的受访者同意“应派部队迅速收回钓鱼岛主权”,80%的受访者同意“应派部队控制被越南和菲律宾占领的岛屿”。即便是是受访者被提醒“战争会严重损害国内经济”,选择“鹰派”选项的受访者依然占多数。66%的受访者不认可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来解决东海油气争端。

在“北京地区调查(BAS)”历年数据中,选择“应该增加国防支出”的市民远远多于选择“减少国防支出”的市民。

分析调查结果后,研究者还发现,1978年之后出生的“改革一代”,相比其前辈更具“鹰派”倾向。

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45%的“78后”受访者认为中国依赖军事力量“较少”,也就是“还不够”;在“78前”中,这一比例只有34%。另外,45%的“78后”认为美国东亚驻军是“主要威胁”,多于“78前”中41%的比例。在“鸽派”政策主张中,不同年龄的公众偏好差异不明显。

在观点的鲜明程度上,年轻一代选择“我不知道”的比例更少,更愿意表达自己的“鹰派”观点。

另外,研究者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那就是专家比公众更“鹰派”。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专家样本中,认为美国东亚驻军是“主要威胁”和“次要威胁”的比例为62%和30%,高于普通受访者的42%和25%。

基于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研究者认为,中国公众在对外政策上的整体观点偏向“鹰派”。研究者猜测,“鹰派”年轻化或许与1990年代的爱国主义教育相关。

尽管公众对外关系的观点不能直接作用于外交政策,但其力量同样是政府无法忽视的。

例如,决策者在国际矛盾升级的过程中会非常小心,特别是避免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以便防止公众对政府失望。当国际矛盾见诸热点报道时,决策者往往向公众舆论做出让步。

不过,决策者的这种姿态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在“鹰派”舆论环伺的背景下,为了避免下不来台,决策者往往更小心翼翼,不会轻易做出强硬姿态。这种行事方式反映在国际社会中,反而表现为减少了决策者冒险或采取对抗态度的可能性,让外交形象变得更“鸽派”。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参考文献

  • Weiss, Jessica Chen. 2019. “How Hawkish Is the Chinese Public? Another Look at ‘Rising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0(0): 1–17.

全球舆论对“一带一路”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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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由中国提出,引发世界热议。究竟议论了什么?大家对“一带一路”怎么看?

比利时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学者Gracia Herrero和徐建炜近期发布一篇报告,利用大数据,量化分析全球不同国际和地区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得出他们的结论。

报告使用“全球事件、语言和语气数据库”(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 GDELT)。这是一个开源、多平台的数据库,包含132个国家、超过100种语言的电视、广播及线上线下各种形式的新闻数据。数据库收集的信息每15分钟自动更新,确保时效性。

研究者选取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25日间数据库中关于“一带一路”的内容进行评估,搜集某个国家及地区的相关报道,统计其中“积极(positive)词汇”和“消极(negative)词汇”的数量。研究者用积极词汇的数量减去消极词汇的数量,然后除总词汇量,得出该地对“一带一路”的“语气(Tone)”。如果大于零,则表明该地整体看法积极,反之消极。相应的,只要语气值越高,对“一带一路”就越支持。

统计结果显示,全球对“一带一路”的“语气” 平均数是0.7,中位数是0.66,均高于零。换句话说,全球对于“一带一路”看法总体是积极的。

不同地区对“一带一路”的“语气”。
蓝色方块为媒体情绪,黄色线为世界平均水平。

具体来说,非洲和中亚对“一带一路”看法最积极。研究者分析,这可能因为“一带一路”启动前,中国已与相关国家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与之相对,南亚对“一带一路”看法最负面,印度、不丹和马尔代夫媒体属于对“一带一路”看法最负面的前十个国家及地区。美欧等西方国家及地区对“一带一路”看法总体上较积极,但不同利益集团看法差别明显。

130个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情绪分布
(绿色为积极,红色为消极)

报告进一步分析影响对“一带一路”看法的因素。由于大多数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媒体文章都包括贸易和投资,研究者用回归分析的方式,对“贸易”和“投资”如何影响对“一带一路”的看法进行量化研究。

研究发现,相关国家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时,贸易议题被提及的越多,该地区对“一带一路”看法就越负面。研究者还根据“贸易”一词被提及的频率不同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在媒体提及贸易数量最少的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好感要比提及数量最多的国家高47%。在非“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样本组中,这一数字为56%。

“投资”一词可能同样具有负面效应,但在各分类中效果并不明显。

另外,研究显示,“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及地区和非参与国家及地区对倡议看法差别不大。欧洲国家中,欧盟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看法要比非欧盟国家更为积极,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对非欧盟国家更有利。同时,研究反映出全球各国对国际贸易这一概念有所反感和恐惧,这种方案和恐惧也可能对“一带一路”下一步深入推进产生负面影响。

加入“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及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及地区对该倡议的看法差别不大

研究者指出,还可以在此路径下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可以利用实际贸易数字,对贸易如何影响“一带一路”的国际形象进行实证研究,并对为何“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及地区和非参与国家及地区对该倡议看法没有明显差异进行深入分析。另外,可以扩大研究覆盖的时间范围,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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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国地方政府如何兼顾冲突目标?

图片来源:中国法院网

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是关乎中国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在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同时,如何维护社会稳定,往往是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关键问题。特别地,近些年来经济发展形势严峻、社会思潮不断涌动,政府的维稳压力陡增,地方政府必须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方针。但是,地方政府一直都是如此行事吗?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除了要维护社会稳定,还需要树立法治形象。对外维持一个法治形象有很多好处,不仅包括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对政治合法性有很大帮助。但是,维持法治形象并非没有成本,因为这会增加许多不可控因素,使维护稳定的压力陡增。

与此同时,维护稳定的有关工作并不一定能满足法治社会的期望,同依法执政的要求也尚存距离。尽管中央和地方在稳定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属意采取的手段方面则有很大差别。在处理社会争端时,地方政府既可以“不择手段”地确保社会稳定万无一失,也可以严格执行有关依法执政的要求。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取决于哪些因素?这就是一个特别值得探究的有趣问题。

最近,美国雪城大学的刘冬舒对地方政府处置政治纠纷的行为特征进行了研究。他对2007-2014年全国1408起事件的研究显示,地方的选择,与经济发展水平与官员个人诉求关系密切。

地方政府的目标冲突

地方政府的目标不止一个。一方面,他们守土有责,需要控制当地局势并确保社会稳定,而这往往意味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另一方面,他们也要遵照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在处理冲突事件时依法行政,借此维护政府的法治形象。

在很多复杂情势下,这两个目标之间是不一致乃至冲突的,而地方政府如何相机抉择就取决于当地经济和政治情况。因此,研究者提出两种解释,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官员晋升压力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对于当地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采用合法手段处理争端。这是因为富省的财力充沛,有信心“摆平”许多争端,并乐意通过经济手段解决问题。与此同时,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更加对外开放和包容,这使其更加认同依法行政。

另外,当官员晋升压力较大时,为了息事宁人,往往会采取合法手段,以避免事态闹大而不可收拾。上级政府也不希望提拔一个因为雷霆手段而名声狼藉的地方官员,这使地方官员在处理争端时往往投鼠忌器。一些人恰恰是抓住了地方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软肋”,往往期望通过把事情闹大而挑起事端。

但是,当完全合法的手段难以奏效,某些谋求晋升的地方官员也可能采取强制手段。上级政府也会期望提拔能力超群的地方官员。而能够巧妙地兼顾不同目标,则反映了地方官员的治理能力较强。因此,晋升压力较大的地方官员也许更有可能采取可控性强但不完全符合依法治国方针的做法。

地方官员如何相机抉择?

研究人员收集了2007-2014年全国1408名稳定相关事件的涉事人员,检验地方操作方式的影响因素。地方政府对涉事人员的惩罚包括三类: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和司法审判。研究人员使用这三类来衡量地方官员的维稳手段,并认为三者的合法性依次增强、而可控性依次减弱。

司法审判的法治色彩最浓,但是最不可控,因为审判结果有很多不确定性。刑事拘留的可控性最强,但是合法性最差。就合法性和可控性而言,行政拘留介于二者之间。

该研究认为省级政府是处置争端方面的一级,而省委书记则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该研究使用省委书记的年龄来衡量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因为年龄越居中的越有可能升迁。年龄是一个重要因素——太年轻的要等一等,临近退休的则升迁无望。

研究显示,人均GDP同惩罚手段存在很强的联系。这说明经济越发达的省份越有可能采取合法化手段。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均GDP和外商直接投资额都同处置手段有关,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同对外开放和包容程度有关,其水平越高,则地方政府更愿意采取合法化手段。

省委书记的年龄同惩罚手段存在倒U型关系,即年龄越大和越小的省委书记都更愿意使用强制性手段解决问题,而年龄居中的(60岁左右)处于升迁关键期,倾向于采取合法化手段。

研究人员也考虑了省长的年龄和任期,结果显示并不影响处置手段。这可能是因为省长的影响力不及省委书记,也不是主管稳定工作的。此外,省长经常在多个省份之间平调,较少受某个省份的工作影响,因此不需要像省委书记那样如此关注有关问题。

国家治理能力的挑战

这项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治理目标不止一个,而目标之间有时候是不一致乃至冲突的。这就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使其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诉求和目标取向而相机抉择。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央政府的期望是不一致的,而如何规训地方政府并使其和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是国家治理方面特别重要而又难解的一环。

该研究意味着,中央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面临两难的尴尬境地,而地方政府的选择常常是适得其反的。中央政府期望地方政府在稳定问题上可以采取合法化手段,但某些地方政府难免认为要想确保维稳工作可靠则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这样一来,就会进一步激化矛盾,使有关压力高烧不退,并与中央政府的初衷相去甚远。短期来看,地方政府的做法可能行之有效,但是长期而言,却充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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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Liu, Dongshu. 2019. “Punish the Dissidents: The Sel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tability Preserv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doi: 10.1080/10670564.2019.158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