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流到亚文化:谁在跳广场舞?

图片来源:新华社

晚上、(大)音量、公共空间、舞蹈、中老年群体,汇集这些关键词的广场舞在近年成为中国城市的一道独特的社会风景。广场舞不但引起了学术研究者的兴趣,跳广场舞的阿姨们的生活态度和“混搭”的穿衣风格,甚至让两位在上海生活的法国女生Elsa和Monique成为了她们的“迷妹”(两人还出版了一本相关主题的同名杂志)。

通过“混搭”——或者用更为学术的语言来表达——“拼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在《社会学研究》最新发表的论文,将广场舞放入亚文化研究视域,来理解广场舞为何集中在中老年群体,以及它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的社会学意义。

什么人在跳广场舞?

对上海城区11个广场舞团体的观察、焦点小组和个体访谈的结果显示,广场舞的受众有较为明显的人口特征。由年龄来看,大多是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女性,在周怡的样本中,这个年龄段的比例高达97.3%,也就是说广场舞的阿姨们一般是现龄55-67岁之间的退休女性。

从生命历程来看,这个年龄段的人有三段独特的经历。首先,因为正常教育被“上山下乡”活动中断,她们普遍只有初中或高中的教育程度。而其后的市场化改革又使这批多是普通工人或中下层白领的女性遭遇整体性下岗。最后,作为独生子女政策下的母亲和奶奶,退休后的“带娃”负担相对较轻。由此就不难理解广场舞的受众大多为中老年女性,她们退休后拥有较多自主的空闲时间。

然而,光是有闲还不足以解释广场舞的吸引力,还必须从广场舞对这一群体的意义去寻找原因。

在公共空间跳舞才是正经事

广场舞当然有一定的健身锻炼效果,但可以达到同样作用运动很多,为何要选广场舞?广场舞为何又一定要在广场、公园这些公共空间里进行?

第一个原因与上面提到的这一群体的人生经历而形成的集体认同感,有直接关系,例如一个受访者表示:

“我们这些人多少有点舞蹈基础,否则不会选广场舞。这个基础早从“文革”的群众文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那时候差不多初中毕业,下乡的、进工厂的,好像都非常重视文艺,加入文艺宣传队。参加演出,也跳过忠字舞,后来跳交谊舞,再就是现在跳广场舞。交谊舞比较特别,需要男舞伴,一来家里老公不放心,二来男人爱跳舞的不多,因此逐渐没人跳了。这时广场舞来了,它是一个相对简单多样,能够适合不同层次的人加入的舞蹈,自由自在,自己想跳啥跳啥,属于可以很快普及的群众文艺吧。”

另外一个原因则和追求自我的表现有关系,比如另一位受访者表示:

‘我平时是比较内在羞涩的性格,总觉得女人应该含蓄内敛,显得守妇道、有涵养一些。退休没事,晚餐后总出来转转。看见楼下广场聚集不少和我同龄的女性在一起跳舞,就看看望望,虽然对老歌老曲有感觉,但还是羞于跟跳,因为那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每天这样路过,差不多10天左右,这里的领舞者看我女总来,就主动搭讪我,问这问那,渐渐和这里的人熟了起来,她们邀我一起学跳,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跟跳起来。起先,边跳边特别留意路人,生怕还上熟人,回家也不敢和老公说。一般刚跨出这一步的时候很难为情。大约战战兢兢过了1个多月,真的跨出了,觉得这个团体活动很好。逐渐也不怕被人怎么说、怎么看自己跳广场舞了。老公知道后也非常支持,有时候还下雨或者没去,他反而问,“你为什么今晚没去?”后来,我们这群人一起出国,在国外街头上老外吹萨克斯管,我们就很大方地跳起来,一点儿难为情都没有,反而非常自豪,老外也感受到中国“大妈”的开心样子,因为一下围过来很多人,他们吹得、我们跳得就更起劲了’。

广场舞不但满足了中老年女性的社交和自我表现需求,某程度上广场舞也是过去多年集体生活的一种延续。周怡的访谈发现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一些在外人看来有点难以理解的现象。

第一是广场舞的音乐品味,除了常见的红歌外,也有《小苹果》和《最炫民族风》这样的“网络神曲”。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风格和歌曲内涵上的跨度,是因为对于阿姨们而言,歌曲具体表达什么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节奏强劲,这样才适合跳舞。因此,放红歌不一定等于认同背后的意识形态,喜欢《小苹果》也不必然意味着阿姨们拥抱网络文化。

另一个现象是,阿姨们知道广场舞可能会扰人吗?答案可能是真不知道。所有被访谈对象中,没有一个表现出她们的行为可能“占用”了公共空间的意识。“广场舞嘛,不在广场跳,就不叫广场舞啦”的观点似乎在阿姨们中颇为普遍。

阿姨们对“公共空间”无意识,与外界对“广场舞大妈”的污名化不无关系。然而,这却不能简单归罪于她们或广场舞这一亚文化现象一方。

对她们的“污名”,涉及集体主义时代“群众”概念的变迁和消逝,也涉及“公共空间”意义的变化和再造,以及在城市规划者心目中,广场这样的“公共空间”的功能是什么,属于谁,应服务于谁。

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以及更往后的后奥运时代,如澎湃市政厅《重塑:广场和舞》一文所写那样:“当百花齐放的广场舞被视为‘奇葩”,大妈们脚下的广场的意义又在悄然改变:公共空间的战略性任务完成,广场舞到了回归生活的时候,却尴尬地发现生活的广场容不下她们。”

在集体主义时代代表主流价值体系、也因彼时的集体经历而需要在老龄时期回到“广场”寻找集体认同感的她们,与如今的城市公共空间定位格格不入。她们并不是城市规划者心目中需要服务、具有多样城市空间使用需求的“群众”,更不是具有“城市权利”(列斐伏尔,1967)的主体。她们“扰民”,其活动的美学表征并不适应时下的城市公共生活。其他更满足作为商业消费空间的城市“公共领域”的群体,也不希望与其共处。她们不受欢迎,最好回到“私人领域”。于是,有了广场舞团体“争抢”、“霸占”空间,也有了对广场舞的“污名”,以及被“打扰”的居民放狗咬人等奇闻。广场舞阿姨们对“公共空间”的争夺,也因而具有了边缘群体的“亚文化”反叛意味。

广场舞会消逝吗?

如果纯粹从上文对广场舞的社会意义进行理解的话,广场舞很自然会被解读为中国中老年女性对自我个性的解放,但周怡认为这会忽略中国女性仍然受到传统价值观约束的事实。“做完吃完晚饭,打理完家务,我们才能出来跳舞呀!女人做家务是本分。”某受访阿姨如此表示。

回到文章的开头,“混搭”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形容,来解释广场舞能同时包容集体和自我、主流意识形态和网络亚文化,以及世代人生经历差异等内容价值意涵跨度极大的元素。正因为如此,广场舞的出现和热潮可能是某个年龄段群体的一种文化实践,往后的世代进入老龄阶段未必会做同样的事情,广场舞也许就自然地消逝了。

从主流价值体系的代表,到作为一种亚文化群体的跌落,广场舞阿姨们经历了年龄的衰老、时代的跨越,也经历了新时期城市“公共空间”的变迁和重塑。从“亚文化管窥广场舞,以及“中国传统的女性家庭角色观念对广场舞的制约或规整作用”,可能与在年龄方面更多关注青年群体的既有西方亚文化理论,形成对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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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周怡:《“大家在一起”:上海广场舞群体的“亚文化”实践─表意、拼贴与同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5期。
  • 宫羽:《重塑:广场和舞》,《澎湃市政厅》,2015年7月27日

撤县设区”还是“省直管县”?

图片来源:Google Maps

张镇宇/政见特约观察员

2018年,山东省济阳县“撤县设区”,从省城济南市的下辖县“变身”为下辖区,被认为是“南融省城”的关键一步。2019年春节刚过,山东省宣布,各县可将一个急需改进的问题直接上报省委省政府,被认为是“柔性的省直管县”……

城市化过程中,是由市一级政府主导“撤县设区”,还是由省一级政府主导“省直管县”?从财政权限上看,“撤县设区”将原本和省政府直接挂钩的县级财政转为和市财政挂钩的区级财政。那么,省市两级政府之间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存在垂直竞争关系?

在一篇发表在《当代中国》上的最新论文中,香港科技大学的Warren Lu 和Kellee Tsai 两位学者通过2011年至2016年间田野调查,突出强调中国省级政府在地级市“撤县设区”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展现了政府复杂的层级关系。

市级政府按自己的意愿“撤县设区”?

地级市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三大城市群建设”等规划方案都凸显了它们的作用。为了都市区发展壮大,出现了“撤县设区”。在重庆1997年设立直辖市,县的数量多于区,而现在则正好相反。

研究者认为,从长期来看,县改区有利于资源整合,促进城乡协同发展,减小城乡差异。因为有规模经济效应,扩大土地资源,加强财政收入统筹协调和提高城市能级等诸多好处,通过县改区的方法扩大城市规模,加快经济发展对各个地级市来说似乎是一个明智之选。

有分析表明,当一个中国城市的人口约为250万至380万人之间时,规模经济效益最为明显,第三产业发展最快,因此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应该扩大规模。亦有研究表明,一些地级市如果人口翻番,那么整个城市的生产率会提高20%到35%。

当然,在讨论这些问题前,首先要明确地级市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根据自己意愿撤县设区。

绝大多数对中国行政体系的研究都认为,中国层级制度清晰。在这样的层级体系下,地级市看似可以根据自身意愿撤销行政级别更低的县,并将它们改为市辖区。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发现“撤县设区”都或多或少遇到阻碍。

例如,号称“最强地级市”的苏州,也不得不通过以“让省政府直管昆山”作为“筹码”来换取吴江市改区。阻碍正是来源于1990年代以来的省、县级政府间关系的加强以及随之产生的县对省市两级的“双重汇报”制度。

从“市管县”到“双重汇报”

1980年代起,传统“市管县”模式产生一定的问题:在当时清晰的层级体系下,一些地级市利用县的“经济成果”去完成自己的发展目标,俗称“市刮县”。因此,自1992年起,一些省份开始“强县扩权”试点,让县级政府在部分事务上,尤其是财政资源的上缴与分配方面,绕过地级市政府,直接与省政府产生联系。

县一级自主权增加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腾飞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自2000年代初以来的中央一系列文件都鼓励省级政府扩大其对县级政府的管辖权。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强县扩权”都没有能够使县完全脱离地级市,从而实现完全的“省直管县”。市级政府依然在某些方面享有对县级政府的管辖权,造成县对于省和市的“双重汇报”。

这在无形中导致省市两级政府竞争:省里希望最终实现“省直管县”,而市里则希望能推进“撤县设区”。矛盾导致各地级市希望加快“撤县设区”的脚步,来避免辖下县最终被直管的不确定性。从另一方面来说,地级市也希望通过“撤县设区”扩大发展空间,整合资源。

研究者认为,希望加强省、县直接联系的政策导向尽管在当时具有合理性,但时至今日已无法“一刀切”地适用。推进“省直管县”意味着削弱市一级政府对于全市范围内资源统筹的能力,很有可能导致一些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扩大发展空间的城市受到阻碍。

垂直竞争折射二线城市“撤县改区”困境

“撤县设区”需要省政府批准以及上报民政部,而省市存在资源竞争则意味着,地级市可能不得不在“撤县设区”中做出妥协。正如苏州市在吴江“撤县设区”中所做的那样。这样的妥协也就意味着,一些地级市并没有能力将所有的县改为区。

由于“强县扩权”往往从“财政省管县”开始入手,地级市当然希望能首先让下辖财政实力最强的县变成区,从而保证其不被省政府直管。然而苏州将吴江改区,不是财政实力更强的昆山或张家港。江苏省泰州市同样没有选择最富裕的靖江,而是选择了财政收入最低的姜堰进行“撤县改区”。在全国都是如此吗?

2011年至2016年,68个城市的78个“撤县设区”案例帮助研究者得出结论。在15个省会城市中,有10个城市(67%)都将自己财政实力最强的县变为区;在非省会的53座城市中,只有13座城市(25%)这样做。“强县弱市”的现象通常出现在非省会城市。

研究者认为,这反映了省级政府有意支持省会城市“撤县设区”,使之代表本省最高经济发展水平;对非省会城市,则倾向于将其辖下的财政最强县进行直管。为了让县改区计划顺利实行,非省会地级市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撤改财政收入一般的县从而获得省政府支持。

那为什么仍有13座城市成功将最富裕的县“据为己有”呢?研究者解释,有10座城市是因为“区少县多”,甚至有很多市只有一个区。其中有些城市还是省内经济大市,却没有得到相匹配的市区规模。例如浙江绍兴,被定位为杭州都市圈副中心城市,曾经只有越城区一个区,直到2013年才加入了柯桥区以及上虞区。另外三个城市则是因为符合中央提出的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协调发展的原因而成功把最强县改为区。

研究者表示,政府间垂直竞争显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通过县域经济发展起来的非省会城市。在诸如宁波、苏州、无锡等二线城市中,经济指标均高度依赖于下辖县。如果类似“撤县改区”“省直管县”的竞争持续,这些城市不得不为经济发展和财政来源找寻其他出路,很可能又会走上依赖土地财政的老路子。当我们期望通过县域经济“起家”的城市转型升级、拓宽发展空间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些城市所处的制度环境是否“束缚了它们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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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Lu, W. W. & Tsai, K. S. (2019). Inter-Governmental Vertical Competition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8(115),99-117.
  •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0670564.2018.1497914

如何衡量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经济政策的朝令夕改,让很多人、企业很是头疼。不过最近,香港浸会大学的陆尚勤和黄昀的一项研究便将这一阴晴不定的情况转变为可以测量的指数。

此前的一项研究是对全球各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比较,并使用香港的《南华早报》来计算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Bloom, Baker and Davis 2016)。但是,《南华早报》更多反映了香港的经济状况,且单独一份报纸会对指数造成较大干扰,也不利于开发更细致的测量指标。

因此,研究者便使用了10份大陆报纸,重新建构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研究者从慧科新闻(报纸)数据库中的114种报纸中,选取了《北京青年报》、《广州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海早报》、《南方都市报》、《北京日报》、《今晚报》、《文汇报》和《羊城晚报》这10种报纸。

为什么要选取这些报纸呢?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数据是最完整的,并且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发行。研究者在每份报纸的网页版中都搜索与经济、不确定性和政策相关的文章(关键词如图1所示),然后将这些文章的数据进行统计,并加总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

图1

研究者参考美国学者的做法,利用10种中国报纸建构了一个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研究显示,这套指数可以较好地反映中国经济政策的波动情况,同许多重大政策调整都能较好地吻合。与已有的指数不同,研究者使用中国各地报纸的数据,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股票价格波动、就业和产值的变化(如图2所示)。

图2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变化情况

这套指数覆盖中国2000—2018年的变化情况。通过该指数,我们可以对中国每月和各个领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进行度量和比较。

针对财政支出、货币政策、贸易政策、汇率和资本账户政策,研究者还专门开发了政策不确定指数。此外,他们还使用114种报纸开发了每日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

图3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

图4 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的不确定性

图5 2018年迄今的每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他们的研究显示,媒体审查不会对该指数造成显著影响,这可能与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对经济政策不那么敏感有关。目前,他们把所有数据公布在网上,有兴趣的学者、官员和媒体记者都可以免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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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Yun Huang and Paul Luk. 2018.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 China.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数据网站

  • https://economicpolicyuncertaintyinchina.weebly.com/

威权制度如何使专家变“砖家”?

图片来源:The Lord of the Rings

除了利益集团和公民社会外,专家可能是公共政策制定最重要的参与者。专家参与之所以重要,自然是因为现代社会中的社会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高度技术化,而政府部门里负责决策的官僚往往缺乏相应的知识,于是,专家意见就成为重要的决策依据。

具体而言,专家意见有两种功能——第一种功能是定义问题,从而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决策者应该留意的公共政策议题;第二种功能是进一步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专家知识往往能使其成为解决某个问题的权威。

目前,有关专家参与的研究都是以民主政体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在威权制度下,专家是否也能发挥相同的功能呢?马里兰大学的Calvert Jones最近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利用定性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波斯湾沿岸的中东威权政体作为研究对象,回答了上述问题。

这些波期湾沿岸的威权政权(诸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它们都是盛产石油的国家,因此很有钱;其次,它们都是长寿的威权政体,成功抵抗了二十世纪以来多次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以上两个因素当然密切相关,然而自从近年来油价下跌后,财政收入大受影响,这些威权活化石也不得不开始进行各种改革。例如被戏称为“地表最强80后”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沙特阿拉伯推行的“愿景2030”(Vision 2030)计划就是其中的代表。很多著名的跨国咨询公司于是被雇用,使波斯湾地区成为了一个世人瞩目的新兴市场。据统计,2015年该地区的咨询市场产值达27亿美元。

在文章里,Jones主要对两个问题感兴趣——第一,专家参与是否使公共政策设计变得更理性?第二,专家参与是否提高了市民对公共政策的支持度?

Jones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田野调查和大量访谈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一方面,被雇用的专家在中东的威权制度下,工作和个人权利毫无保障,明明他们只是提供咨询服务,亦经常要为实际的政策失误“背锅”;另一方面,这些中东的威权君主并不善于听取意见,专家若是讲了真话,可能要担心是否不小心得罪了那位皇室成员。下面一段对专家的访谈就是很好的例子:

(这些君主)都想要完美的问题解决方案。他们要节能减排的同时,又要不提升价格(这会引发政治风险)。当你回答“不能”时,他们会说“你再说说其他国家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你若说出“提高收费”,他们只会回答“我们不能这样做”。以上对话在重复一个小时后,君主阁下放下狠话“你要给我找出解决方法,你是专家,你之前做过类似的事”,但我不是魔术师呀。

这种情况下推出的政策自然不会有成功的可能。但君主们不会认为是自己的问题,他们会花钱再请一批新的专家,然后再重复一次上述过程。

如果专家参与不能使公共政策更理性,那么能否至少提高市民的支持度?Jones于是在科威特的一所大学里对学生进行了三个调查实验,结果同样令人惊讶。首先,专家参与显著地降低了学生对政策的支持度。Jones并没有具体探讨背后的原因。但第二个和第三个调查实验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线索——

前者利用专家的国籍进行了干预,结果显示学生对科威特的本地专家最缺乏信心,其次是美国,而信心最高的是中国专家。但在现实中极少中国专家被实际雇用,Jones认为学生对于美国专家的相对不信任主要缘于现实的政策失败和对(未经证实的)中国专家能力的某种美好想象。至于后者,实验干预是专家在本国的逗留时间。逗留时间越短表示越可能对本国情况缺乏了解,越可能给出不切乎实际的政策方案。专家的逗留时间越短,学生对专家的信任度就越低。

总而言之,Jones的发现似乎只是再次验证了一个古老的经验教训——伴君如伴虎。在缺乏对自由意志表达保障的制度下,专家知识可以发挥的原有功能被大幅限制。相对于向权力讲真话,吹吹牛似乎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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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Jones, Calvert W. “Adviser to The King: Experts Rationalization, and Legitimacy.” World Politics 71.1 (2019): 1-43.

埃里克·奥林·赖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坚持

本文原载于《雅各宾》杂志,原文链接为https://www.jacobinmag.com/2019/01/erik-olin-wright-obituary-class-marxism

Vivek Chibber/纽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吕杨鹏/翻译

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于今年1月23日辞世,距被诊断为白血病晚期仅有数月。在确诊后不久,他完成了对《如何在21世纪做一个反资本主义者》一书最后的润色,该书将在今年年内出版。

假如埃里克还活着的话,这肯定不会是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即便已是71岁——一个大多数学者的思想已经归于沉寂的年纪,赖特却丝毫没有退休的想法。他曾调侃说“我这个教授准备当到死了”。做研究、带博士生、旅行、演讲,他依然不可思议地活跃。

40年的研究生涯中,埃里克著作等身,但他的学术议程就此戛然而止。作为与他亲近的人,我们失去了一位敬爱的朋友。而对于衰落多年、在近期刚刚有点复兴苗头的左翼来说,我们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以阶级为中心

埃里克是20世纪下半叶阶级理论最重要的研究者,亦是他这一辈人中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

造化弄人,当埃里克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他的博士学业时,他本想着简单处理一下马克思理论中的阶级概念,由此转向他真正感兴趣的国家理论。但很快他就发现阶级这一主题不容浮光掠影的涉猎,想要厘清阶级的概念定义、一系列的理论假说与经验预测,估计得花费至少数年的时间。

而最终的结果,他带领的跨国研究团队历经20多年时间,写了四本书和大量的论文才完成了这一任务。当埃里克转而寻找下一个研究对象时,他对阶级这一概念的理解已超越了所有马克思主义前辈,并迫使20世纪的主流学界不得不承认阶级理论的有效性。

尽管埃里克经常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标签意味着脱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他的阶级观念却是非常正统的,其中包含以下三个核心命题。

第一,不同于主流理论大多以收入来划分阶级的做法,埃里克重拾马克思的定义,视阶级为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剥削,指一群人通过控制另一群人的劳动来为自己提供生活所需。换句话说,阶级并不是由一个人的收入决定的,而取决于他如何赚取自己的收入。第二,因为阶级的存在依赖对于劳动的强制榨取,所以阶级对立不可避免。统治阶级必然害得被统治阶级不得安生,被统治阶级亦会奋起反抗。第三,这种对抗在某些条件下会形成阶级间有组织的冲突,或者说阶级斗争。

但是,这种表述为所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制造了一个核心难题:如何定义中产阶级?假如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中只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那这些夹在中间、两头都不占的人算什么呢?典型的例子如小店主和拿工资的职业技术人员,他们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呢?

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一般有两种。第一种说法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就能解决这个难题,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消灭中产阶级。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述就曾暗示过:在将来,中产阶级要么会沦为工人阶级,要么会上升成为资产阶级。所谓的理论难题是有保质期的,时间一过即告无效。

第二种回答认为尽管很多人看上去是“中产”,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种“中产”幻象就会消失。大多数所谓“中产”也不过是工人而已,只有极少数可被归为资产阶级。

所以,第一种答案声称在未来只会有两个阶级,而第二种答案则认为现在也就只有两个阶级。不管怎么说,只有两个阶级。

埃里克对这两个答案都不满意。第一,显而易见,中产阶级不是零余者,不会随着时间自然消亡。资本主义正积极地制造出大量中产阶级职位——店长、中层管理人员、职业技术人员等等。第二,即便许多“职业技术人员”不过就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人,却也有很多性质更复杂的岗位。这些人能对其他工人发号施令,他们的收入也不完全依赖工资,对自己的劳动有相当的控制权。他们的权力和拥有的选择迥异于一般的靠薪水吃饭的劳动者。所以说,中产阶级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如何将它塞进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呢?

埃里克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但很深刻。他认为中产阶级同时具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阶级的元素。小店主有点资产阶级的味道,因为他占有着生产资料,但他自己也必须参与店里的劳动,因此也有些工人的成分。中层管理人员既享有资产阶级的部分权力,能够对工人发号施令,却又像工人一样,无权干涉真正的投资决策。

由此,埃里克作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中产阶级处于阶级结构中一个矛盾的地位。这一论断的政治意涵是,中产阶级在客观上同时承受着来自劳工和资本两边的拉力。这一阶级中的成员最终会选择往哪个方向上走,这个问题是难以预测的,它将取决于一时一地特定的政治动态和环境条件。

现实的逐梦人

埃里克深知,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将阶级看作是一个科学概念,其背后依然有着某种道德追求。声称资本主义建立在剥削之上,实际上就是对整个体系的道德谴责。这种道德追求促使我们为一个没有压迫的、每个人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的、不会为掠夺和动荡所扼杀的社会而奋斗。

然而在二十世纪接近尾声时,许多进步派丧失了信心,不再认为这世上还有除了资本主义之外的选择。在左翼鼎盛时期,他们的信心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苏联,很多人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能够被超越的铁证。第二个乐观源泉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其历史理论似乎昭示着资本主义终将被一个新的经济系统所取代,就像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一样。

两种信念都被世纪末的巨变击得粉碎。苏联模式不仅垮台了,而且似乎还意味着后资本主义社会想象的破产。与此同时,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可以说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开始认为那种正统的认定“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有着严重缺陷。

埃里克也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论”很有问题。他对这一理论的拒斥源自于他和这一理论——尤其是他的好朋友杰拉德·柯亨(Gerald Cohen)所发展的那个版本——长期的对话。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目的论。左翼中的很大一部分不仅对社会主义究竟还有多大可能性满腹狐疑,甚至也说不上来社会主义本身代表着什么样的制度设计。

这些情绪反映在政治实践中自然会令人垂头丧气。为此,埃里克发起了他学术生涯中另一个大型项目,即“真实的乌托邦”系列。这一项目的初衷是简单的: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沿袭马克思本人对“给未来社会描绘详细蓝图”这一做法的厌恶,避免制造任何乌托邦童话。但埃里克认识到,刻板地拒绝想象任何具体的社会模式,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包袱。你不可能一面要求人们为了更好的明天抛头颅洒热血,一面又不告诉他们斗争的目的究竟是建立什么东西,只谈论一些抽象的原则。人们需要知道自己为之奋斗的另一种可能性究竟是什么。

“真实的乌托邦”计划的建立,正是为了提供一些基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具体的制度设计。它是乌托邦的,因为其中有些非常大胆的想法,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样貌截然不同。但它同时也是根植于现实的,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经验出发进行分析。

该项目的基本观点在埃里克本人的《展望真实的乌托邦》中已得到阐发。而项目本身,如之前关于阶级的研究一样,是一个跨国的、合作性的研究项目。该项目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编了六部书,每部书都围绕一个具体的方案展开——从立法改革、性别平等,到工作场所的民主等等,并且吸引了很多前沿学者参与其中。

日久才见人心

埃里克投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口气就是半个世纪。他在1960年代末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这在当时那个充斥着激进者的大学校园中并不稀奇。但在他那一代人已经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抛诸脑后时,埃里克却坚持了下来。

更令人惊奇的是,他是在极度缺乏社会支持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的。埃里克不曾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他也没有融入《社会主义年鉴》或《新左派评论》那样的左翼知识分子环境。当地的政治活动他亦很少参加。他的社交基本属于典型的美国学术精英圈子。在他所生活的社会和智识环境中,不存在任何动力使他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

埃里克的坚持来自于他的内心,来自于一种强悍的道德和精神上的正直。他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较真的人,他一但相信某个主张是正确的,就不允许自己弃它而去。他一生秉持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因为他的道德信念不允许他甩手离开。真的,就这么简单。但正因为简单,所以才震撼。埃里克的持之以恒源于他的人格力量,而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坐拥着大量的社会和政治支持,但这些仍不足以使他们在左翼的道路上坚持下来。

同样的正直体现在他和学生的关系上。尽管赞美老师教书育人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对埃里克而言,这不仅是大实话,更是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指导了数十篇博士论文,这些博士论文的主题五花八门,完成这些论文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

他对任何提交的作业都不会仅做简短批注,而是会写很长的评语,往往比原文还要长。他把握核心论点的能力是惊人的。他经常能以更好的形式将一个论点重新表达出来。他帮了他的学术论敌们大忙,因为他能把这些论敌的观点提升到一个更高级更完备的水准,使之具有批判的价值。

埃里克度过了极其充实的一生,留下了令人目瞪口呆的遗产,但这一切仍然结束得太快。他甚至都没打算慢下来,更不要提休息了。他是我遇到的最幸福快乐的人。每逢有人问他最近怎么样,他的回答总是“嗯,我猜生活还可以更美好,但我实在想不出来我的生活怎么样才能更美好。”当他被癌症击倒时,他依然试着在乐观主义与看待未来的现实感之间取得平衡——正如同对待自己的道德追求一样。虽然他也为疾病感到哀伤,但亲朋好友都知道他并不害怕。

在他人生最后一段日子里写下的博客中,他明确拒绝了对往生的浪漫想象,“我不过是浩瀚银河中的一粒微尘”。对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这样的,但有非常非常少的一些人,是会比微尘的分量重那么一点点的。一路走好,埃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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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和人品几无挑剔”——祭我的同事赖特教授

刘思达/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说来惭愧,十年前那个闭关修炼、孤陋寡闻的我,社会学博士班读了快七年,居然还不知道江湖上有位大师名叫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直到2009年初,我受邀到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工作面试时,在饭桌上才听人说起这个名字,感觉像是个系里同事都很尊敬的大牛。于是我在第一次见到赖特教授的头天晚上,才在酒店房间里恶补了他写的几篇关于阶级的经典文章。

第二天上午终于见到了这个传说中的大牛,在他办公室里刚坐下寒暄了几句,赖特教授就笑眯眯地问我,我读了你的论文,你用的芝加哥学派的生态理论,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然后我和他就开始讨论这个颇有点难度的问题,不知不觉谈了整整半个小时,意犹未尽。七年之后,我写了五年才成文的那篇《场域与生态》终于发表了,我收到文章电子版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打印出来,在赖特教授的信箱里放了一份。那是我离开威大社会学系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而如果没有七年前的这次谈话,就根本不会有这篇文章。

赖特教授对系里年轻同事的悉心栽培是出了名的,每个在威大社会学系做过助理教授的人,都可以做见证。我从来也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作为一个职业社会学家,对阶级的概念也一直不以为然,觉得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没什么阶级,士农工商都是行业群体,所谓的阶级都是建构出来的。记得我和赖特教授这么讲的时候,是开始工作第一年,我们俩正从校园里那个小山坡上往下走,我赤手空拳,他推着一辆自行车。后来我想想,当时他心里一定挺不是滋味,一个年纪轻轻的助理教授,说话这么不走脑子,这么藐视他用尽一生心血来阐释的基本概念,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不过赖特教授是个非常有修养的人,从不发脾气,无论是对什么人,都能心平气和地讲话,让你如沐春风。那天也是如此,下了坡,他还是热情地带我去了一家本地咖啡店,聊了一个多小时。

当代美国社会学盛产二流学者和中层理论,能称得上大师的学者本就没几个,还要么人品不好,要么就有怪癖,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讲,赖特教授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学问和人品都好到几乎无可挑剔的人,所谓“教书育人”,他做到极致了。所以我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完全没兴趣,学术爱好和品味在那个人人血液里都仿佛流淌着数字的威大社会学系里也显得格格不入,但赖特教授还是一如既往地关照我、指点我,而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即使和你道不同,也不会只是不相为谋,而是照样能为你提出精辟而中肯的建议,让你的学问长进。我觉得,这个本事不是在一个一流社会学系混迹几十年就能练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学者的心胸要宽,要真的没有什么门户之见才行。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反正我直到今天还做不到,再过三十年也未必能做到。

麦屯的老师穿着大都很随便,我上课偶尔穿个西装都会被系里的同事嘲笑,赖特教授也不例外,平时的标配是衬衫马甲帆布裤,夏天偶尔还会穿个Crocs凉鞋。但他和其他同事的区别,是不但会穿衣服,还会脱衣服。比如2014年春天他受邀去台湾讲学,正赶上一场大社运,回到系里之后他很兴奋地在政治社会学工作坊上给大家谈运动观感,讲着讲着就开始脱衣服,脱到只剩一个背心,背心上写着那次运动的口号,一边脱还一边说:“大家好像对教授在课堂上脱衣服这件事都比较不自然啊,但没关系,我们这儿都是朋友……”赖特教授还爱骑自行车,这在系里是出了名的,即使是寒冬腊月,地上不是雪就是冰,他也照样骑,只是换个防滑轮胎而已。每年九月新生入学之后,他都会找一个周末组织学生和他一起骑车环游麦屯,骑遍大小景点,骑到最后一圈,学生们都累趴下回家了,他就一个人骑完。后来有一次系里老师开会,谈到什么时候退休的问题,他轻描淡写地打比喻说:“我准备死在马鞍上。”——我当时心里偷笑,把马鞍换成自行车座,或许更精确些吧。可现在他真的走了,我又想起这句话,却再也笑不出来。

都说患难见真情,我和赖特教授的交情,原本一直平淡如水,直到我2015年评终身教职时遇了一劫,才看清了许多人和事。系里第一次评议投票时,赖特教授因为担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会长,那天正好出差没参加讨论,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他也回来了,然后第二天就拉着两个同事去找系主任理论,居然为我争取了重新评议的机会。那是我学术生涯里最痛苦的一个多月,仿佛进地狱里走了一趟又出来,如果没有他和其他几个同事的支持和帮助,真不知会怎么样。后来系里重新投票只差一点没有通过,赖特教授到我办公室里劝我说,不要再向学校申诉了,因为改变结果的可能性为零,而且会给我找工作造成负面影响。说实话,我至今都不确定他说得对不对,但我最终的确没有申诉,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信任他。虽然我心里知道,他说这些话,不只是为我好,也是为那个正风雨飘摇的社会学系好。

后来听人说,一年之后系里老师开会,赖特教授提起这件事,当众掉了眼泪。我没见过他掉眼泪的样子,甚至想象不出来,因为记忆里的他,始终都面带笑容。他去年生病之后,开始写一个博客,也给我发了链接,但我从来都没忍心去读,直到现在也如此,因为我拒绝想象,没有赖特教授的威大社会学系是个什么样子,没有赖特教授的这个世界又是什么样子。他写的最后一本书叫《展望现实的乌托邦》,那是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独白,书不是我的菜,却还是让人肃然起敬。昨天他去世的噩耗传来,我居然很平静,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想,如果社会学也像宗教一样,会把死去的人尊奉为圣徒,那么赖特教授就是社会学的整个星空里最接近圣徒的人。圣埃里克,愿你在天堂安好,留下我们这些现实的人,面对你笔下的乌托邦,自惭形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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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史中,从未缺席的白人女性

1928年三K党在华盛顿D.C.的游行,图中所见大部分是女性

在科罗拉多三K党的指示下,柯尼·肯德里克森抱着C4炸药试图谋杀黑人民权运动家,却因擅自更改炸弹安装地点,而意外炸死了自己的丈夫和同伴—当地三K党的两名骨干,自己也面临重刑。斯派克·李电影《黑色党徒》结尾的这一幕,反映了美国社会对白人至上主义运动中女性的认识:她们往往是邪恶又笨拙的家庭主妇,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而作茧自缚。而即便这样的偏见,在传媒看来也已经是巨大的进步,毕竟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女性也参与过白人至上主义运动。

事实上,早在1920年代,三K党就吸引了至少150万的女性会员,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继续对白人女性持有刻板印象。直到现在,关于各类民权运动的史料中,纯粹的反派都是白人男性。民权运动博物馆中,也鲜少见到白人女性的身影,她们既不是典型的革命者,也不是有头有脸的恶棍。当前媒体对当代极右翼运动的报道,从夏洛特维尔集会到“骄傲男孩”在曼哈顿的街头斗殴,也在不断强化其浓厚的兄弟会色彩。右翼运动仿佛是白人男性暴力荷尔蒙的产物,而白人女性只会为了嘉年华般的妇女大游行走上街头。

《黑色党徒》海报

美国最近几次大选和中期选举中,白人女性对共和党的高度支持,也总被解释为依附于白人男性精英的自然结果。流行的解释认为,白人女性作为优势种族和弱势性别的双重身份,让她们处在永恒的认同焦虑中。这种认同焦虑使得白人女性选择依附于配偶,以支持后者的种族主义主张作为条件,来换取稳定的财富和地位。主流解释框架虽然点出了交互性身份的重要性,却预设了白人女性总是被动屈服于男权统治。

历史学者伊丽莎白·麦克雷(Elizabeth McRae)在著作《大规模抵抗中的母亲》(Mothers of Massive Resistance)中挑战了这种主流论述。她通过挖掘1920年代到70年代未被重视的历史档案,揭露出白人女性在种族隔离和新右翼(New Right)运动等中的核心地位和独特作用。女性运动家的参与不仅跨越几十年,而且有效激活了美国各地之间的运动纽带。因此,白人女性不再是种族性别阶梯上那层尴尬的夹心,只能被动加入两个对立阵营中的一方,而是独立自主推动种族主义进程的草根运动家。

《大规模抵抗中的母亲》书封

大规模抵抗中的女性运动家

大规模抵抗(Massive Resistance)一词由前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哈里·博德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后提出,原指一系列阻止废除种族隔离的法律。在本书中,也泛指任何支持白人至上和种族隔离的草根运动。

麦克雷在书中重点刻画了四位白人女性运动家:密西西比的弗罗伦斯·欧格登(Florence Sillers Ogden)和玛丽·凯恩(Mary Dawson Cain)、北卡的内尔·刘易斯(Nell Battle Lewis)和南卡的科妮莉亚·塔克(Cornelia Dabney Tucker)进行大规模抵抗的经历。她们从不同方面—福利政策、公共教育、选举政治和流行文化层面—推动和维护着白人至上的议程。相对最知名的欧格登是多个非营利组织的核心成员,60年代全国性组织“妇女为立宪政府”的发起人,她同时在地方报纸负责一个如何保卫白人至上的专栏,坚持了四十多年;凯恩直到80年代去世都是密西西比派克县主要报纸的拥有者、出版人和专栏作家,对自由之夏等民权运动进行了百般污名;刘易斯从1920年代一直到50年代去世一直是北卡首府罗利市报纸的专栏作家,她的白人至上论中夹杂着当时极其进步的女权主义立场,让人更难分辨出她论述的欺骗性;塔克自1930年代起就多次组织全国性的运动维护南方的州权,她积攒的人脉使其得以进行跨州的联动。讽刺的是,尽管这些白人女性运动家们在社区层面持之以恒地做着动员和宣传工作,她们破坏力巨大的草根行动,却被全国性政策和男性政客的言论所掩盖。

为了回应既有研究的精英主义视角,麦克雷的观察始终是自下而上的,着重刻画女性运动家面对不同社区、不同政治机遇的组织策略,因而也得以揭示白人至上主义在不同情境下看似迥异、实则一致的面孔。比如1930年代,大部分运动家都对新政干涉州权感到深恶痛绝。在罗斯福试图在最高法推行“司法改组”后,塔克独立发起了全国范围的抵制,收集到几十万的签名,动员大众向国会寄送了15万份抵制电报。整个过程绝大部分参与者都是白人女性。同一时期,欧格登却是罗斯福的坚定支持者。作为种植园主的后代,新政的农业补贴给她带来了20多万美元的收益。她游说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等部门对地方公共事业进行大力支持,因为大多数新建的医院和图书馆都只向白人开放。欧格登还成功用联邦政府的资金为家乡兴建了面向白人的乡村俱乐部。因此,是否支持一个政党和政客并不是评判运动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标准。事实上,麦克雷描写的这四位运动家,都在不同时期支持过民主党、共和党和更激进的州权民主党,政党只是她们实现白人至上蓝图的策略性工具。

让白人女性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的,不是某个特定的党派,而是几十年间进步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潮的发展。比如针对埃莉诺·罗斯福的反隔离立场,女性运动家将其描绘成一个不合格的白人女性,民主党的叛徒。通过将埃莉诺定义成唯一的敌人,普通黑人的诉求和运动家的努力被忽略,种族隔离议题被简化成白人内部的争议。战后联合国的建立,人权宣言的通过,也成为白人女性运动家攻击的靶子,联合的契机。通过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描述成干涉美国基础教育、挑拨种族关系的境外势力,运动家们将白人至上、州权、反国际主义和反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吸引了各路极端右翼,包括新纳粹势力的支持。白人女性的动员也加速和巩固了南方的政党重组。1952年,59%的南方白人女性投票给共和党,比同期的南方白人男性高了18%。

玛丽·凯恩竞选州长的宣传

女性运动家们的努力当然不都是成功的。由于歧视,她们无一人成功当选议员或州长。但竞选过程本身,进一步巩固了她们在当地社区甚至全国范围的声望。比如玛丽·凯恩通过竞选密西西比州长,积攒了足够的人脉,从而使她得以进行更为大胆的行动。1952年,因为参与抗议联邦社会保险税,拒缴税款,联邦政府派两位专员把凯恩报社办公室的门上了锁。见此情形,凯恩拿着一把锯子冲进报社,硬是把锁锯断。她捍卫新闻自由的英勇举动获得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也为她赢得了众多保守派粉丝。全国各地有七千人写信到她报社支持她的行动,人们更是尊称她为“钢锯玛丽”(Hacksaw Mary)。

大规模抵抗的全国性网络

大规模抵抗之所以有这样的规模,并非只是个体运动家作为孤胆英雄的功劳。白人女性运动家们是政党和社会组织间连接的重要桥梁,她们由点及面支撑起极端保守派的全国性网络。

全国性的社会组织保证了一个州发起的活动可以很快传递给各个分部。这些组织不仅包括臭名昭著的“约翰·柏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更有几十上百个女性发起和占主导的团体,欧格登创办的“妇女为立宪政府”只是其中之一。比如成立于1890年的“美国革命的女儿(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DAR)”,只招募与美国独立直接相关人士的女性后裔,是白人女性运动家们最重要的组织资源之一。战前,DAR帮助塔克在北卡开展对教科书的审查,战后,在欧格登的不断游说下,DAR官方取消了对联合国的支持,转而批评其侵犯少数族裔白人(白人在世界人口中占少数)的权利。如今DAR依然是个重要的社会组织,上世纪末开始,它通过吸收少数族裔来显示自己对多元性的尊重,而大众似乎也慢慢忘记了其种族主义的历史。

“美国革命的女儿(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DAR)”社会组织

各类非正式的女性俱乐部、读书会对白人至上主义的作用也绝不能小觑。比如“分钟女性”(Minute Women of the U.S.A.)是50年代最大的反共草根组织,它深入各类乡村,不仅是麦卡锡主义的传声筒,更成功将反共意识形态和反黑人民权嫁接起来。DAR和Minute Women这类组织的区域分部,进一步孵化出很多基于特定议题的女性网络,有利于短时间内动员起大量的人口。另外,看上去价值无涉的行业和校友协会,比如美国律师协会、家长教师协会(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PTA)、甚至如今以捍卫女权自居的美国大学妇女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都曾与极端保守派女性和运动家们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酵的公校校车接送争议,最能体现白人女性组建全国性网络的能力。运动家艾琳·麦凯布在底特律郊区发起了名为全国行动组(National Action Group, NAG)的组织,号召普通女性抵制种族混校。无数白人女性志愿加入行动,在主干道围堵校车,将车辆用铁链拴住,在校门口集体辱骂黑人学生。1972年,NAG还组织了“母亲大游行”,一群身着围裙的女性一路从密歇根游行到华府抗议政府的校车政策。底特律的运动模式激励了其他州的居民和行动者,校车政策推行之处,到处可见游行罢工、宗教私校扩张、和白人中产向郊区的转移,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波士顿的组织。1974年,前众议员、波士顿市议会的路易斯·希克斯(Louise Day Hicks)组建了以女性为主导的草根组织“恢复我们被异化的权利(缩写为ROAR吼叫)”,用烧车模等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干扰种族并校。这些草根动员引发了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注意,波士顿的女性运动家们被邀请到北卡夏洛特交流斗争经验。同时,她们也积极邀请包括三K党在内的组织为她们的下一步抗争提供思路。正如麦克雷所总结的,当男性议员们坐在议事厅讨论可能的对策时,是女性运动家们在打印传单、组织秘密读书会、召集中产家长会议、建立组织进行全国串联。

最终,波士顿还是实行了强制校车计划,促使白人大量出走。短期来看,白人至上主义者在法律上打输了一役,但最终历史又吊诡地宣判了他们的胜利。强制反隔离政策并未带来真正的教育资源平等,如今波士顿等地的教育和居住隔离,比70年代更甚。

1973年路易斯·希克斯(右下)在波士顿抗议中

白人女性的社会运动角色

麦克雷研究的意义,还在于点出了女性对自身再生产角色的颠覆性利用。主流理论认为,女性早期没有选举权,后来依然大量被禁锢在家庭内部,从事家庭教育等再生产工作。她们在投票上往往遵循配偶的意愿,在社会运动参与上也不可能积极,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因此十分有限。

然而,麦克雷却指出,社会对白人女性这种再生产角色的期待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早在1920年代,八九成的小学教师就都是女性。之后的几十年间,女性还大量参与地方的人口统计,社工探访,福利制度监督,投票登记以及医护工作。这种职业上的性别分化,一方面导致女性永远无法直接影响主流政治,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社会政策的实际执行方往往都是白人女性,是她们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保证了男性制定的种族主义政策渗透到最基层的领域。

麦克雷的史料还显示,白人女性利用自己作为家庭教育者的角色,将自己塑造成下一代白人健康成长的代言人。1950年代反对联合国运动中,欧格登等人声称,白人女性最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因而也就有更大的正当性去阻止外部势力干预白人社区的教育。1970年代波士顿校车争议中,希克斯则更明确地提出,强制校车争议就是一个关于女性的议题。因此,选举政治上的绝对弱势和主流社会的性别歧视,反而逼迫白人女性化劣势为优势,在白人至上运动中抢占话语权,作出不可取代的贡献。

这一视角在另一位历史学家凯瑟琳·毕鲁(Kathleen Belew)的《把战争带回家》(Bring the War Home)中也有体现。毕鲁追溯了美国白人权力运动的越战根源和直到1990年代的发展态势,其中也专门提到了白人女性的作用。FBI解密档案的分析显示,白人女性在崇尚暴力仇杀的白人权力运动中也不都是敲边鼓的角色。她们不仅被公众和男性运动家定位成白人种族延续的关键,也起着关键的组织支持,跨组织串联作用。更重要的是,她们深谙主流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反过来利用这一点来假装弱者和需要保护孩子的母亲,正当化自己对少数族裔男性的暴力。在运动中的核心领导者落难被捕后,正是他们的女性配偶声泪俱下地编织谎言,成功骗取了白人陪审团的同情。1988年著名的阿肯色州史密斯堡审判中,由于女性运动家的关键性作用,13名男性白人至上主义者全部被判无罪。

21世纪白人至上运动中的女性

麦克雷和毕鲁的论述局限在20世纪的白人至上主义运动,这当然并非白人女性“黑历史”的终点。如今,她们继续在白人至上主义运动中扮演着相似,甚至更加抢眼的角色。

从老牌组织“南方联盟”到新生力量“欧洲认同”,都有各个年龄段的活跃女性成员。2017年的夏洛特维尔集会后,尽管男性新纳粹和另类右翼和往常一样占据了报道头条,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白人女性在其中从未缺席。整个前期动员中,女性运动家负责着参与者的交通和住宿安排,集会之后,则有女性安排社交和庆祝派对,进一步巩固参与者之间的联系。这种女性的介入模式,是1920年代白人女性在三K党中工作特征的延续。

但同时,与麦克雷的发现一致,女性也不仅是男性主导组织中的陪衬,而是独立的议程设置者。女性运动家创办了“停止美国的穆斯林化”(Stop Islamization of America)等反穆反移民组织,同时也在积极争取白人至上运动中更多的公共话语权,而数字媒体正在帮助她们实现这个目标。艾拉·斯图尔特是白人至上主义博客“有目标的妻子”(Wife with a Purpose)的拥有者、视频播主和各种右翼社交媒体的推广者,她自称受到左翼的骚扰,被迫站出来维护传统价值。年仅21岁的佐治亚女生艾维蕾·霍尔顿自从在夏洛特维尔崭露头角后,就开始通过YouTube频道和 Medium专栏,怂恿更多的千禧一代女性加入白人至上主义运动。不过和大她两岁的极右网红劳伦·萨瑟恩相比,霍尔顿还远未成气候。萨瑟恩的推特和YouTube有几十万粉丝,她制作的关于南非种族灭绝白人的阴谋论纪录片获得了福克斯的报道和特朗普的关注。通过合办节目,出国访问,她正和其他国家的女性白人至上主义者打成一片。斯图尔特、霍尔顿和萨瑟恩等为新一代女性极端右翼指出了新的可能:也许她们并不需要主流媒体,也不一定要和男性合作也可以出名。

不过,主流社会的偏见和漠视不会在短时间解除。一个萨瑟恩的成名,意味着有更多不知名的白人女性,在各类大学姊妹会、高校共和党人、亚文化光头党和包装成进步女权的组织中植入着极端保守主义的基因。在美国“后种族”社会的谎言遮掩下,她们的动员变得更加隐蔽。她们被从白人至上主义运动中淡化乃至抹除的历史,印证了男权论述的无孔不入。而人们越是持有男性主导社会运动的偏见,这些女性就越能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改变历史。

本文原载于澎湃思想市场,由澎湃授权转发。

参考书目

  • McRae, Elizabeth Gillespie. 2018. Mothers of Massive Resistance: White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White Supremacy. 1 edi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lew, Kathleen. 2018. Bring the War Home: The White Power Movement and Paramilitary America. 1st Edition ed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你所不知的迪士尼:童话的暗黑与乐园的虚幻一面 | 针尖多味听觉馆

英国涂鸦艺术家Banksy的画作

小水母、鸽子/主播
Sonia/声音编辑
鸽子/文字编辑

说起迪士尼,你一定会想到美丽的公主、英俊的王子,还有可爱的米老鼠唐老鸭;走进迪士尼乐园,你也一定会被城堡、烟花雨童话般的欢乐氛围所打动。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迪士尼的造梦故事也曾有暗黑的一面:1933年的《三只小猪》大灰狼长着犹太人的大鼻子,还操着一口犹太式英语;1946年的《南方之歌》黑人叔叔仍然以奴隶身份出现。这些被指种族歧视的“黑历史”,折射着暗流涌动的美国社会的本来面貌。

除此之外,“迪士尼化”本身也成为了一个专有概念,在形容城市化扩张与消费体验模式的同时,引起了学者的警惕和思考。

《三只小猪》中的犹太人形象

《疯狂动物城》中的树懒

去年年底之前,鸽子去上海的迪士尼游乐园玩了一趟。碰巧,早前小水母曾去过位于美国加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两个迪士尼乐园。节目录制时,恰逢2018年冬至夜晚,小水母和鸽子从各自的迪士尼乐园的游玩体验讲起,聊了聊与迪士尼有关的文化作品与消费模式。

你会听到:

-香港、上海与美国的迪士尼有什么不同?
-迪士尼游玩体验:巡游、烟花与游客
-迪士尼文化中曾经也有种族歧视的映射?
-从《冰雪奇缘》到《疯狂动物城》,近两年的迪士尼的动画观念上有什么更新?
-什么是“迪士尼化”?城市的“迪士尼化(Disneyization)”是什么意思?
-迪士尼的体验型消费模式
-《佛罗里达乐园》与迪士尼化的另外一面

P.s 对了,我们在播客中没提到的一件事,是英国涂鸦艺术家Banksy联合50名艺术家,把英国一个废弃的主题乐园打造成酷似迪士尼乐园的「反乌托邦乐园」。这个暗黑版迪士尼的名字叫做 “Dismaland Bemusement Park”——它的宣传语是,英国最让人失望的新游乐区。讽刺的是,这里展现的童话反面,全部取材于社会现实。

Dismaland宣传海报

相关链接:

-《从〈南方之歌〉到〈疯狂动物城〉,迪士尼经历了什么?》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80750.html

-《八十年后,王子终于露出了真实嘴脸——从迪士尼公主电影看女权主义的发展》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6525192/

-《警惕中国城市建设中的迪士尼化现象》
http://www.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11580.html

– The Disneyization of Society -by Alan Bryman

-《佛罗里达乐园》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6778790/

-暗黑版迪士尼樂園開張!塗鴉大師Banksy打造全新反烏托邦社會
https://www.gq.com.tw/life/travel/content-23609.html

欢迎收听本期针尖多味听觉馆。我们的节目由针尖MIG播客组出品,主播是小水母、鸽子和Sonia。本期声音制作是Sonia。你可以在网易云音乐、podcast和豆瓣上找到我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添加微信号sound commune,加入针尖听众群和我们一起戳破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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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游牧者:北京的废品回收者们

图片来源:环保街知事

“回收手机、电脑、空调、电视机……”无论你居住在哪个中国城市,对这样的声音一般都不陌生。“收废品的”走街串巷,常骑着两轮或三轮小车,上面载着的扩音器循环外放着这句话。

这个常由“外地人”构成的“流动”着的群体被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者Carlo Inveradi-Ferri赋予了“城市游牧者”这一比喻式的称号。他们的“流动”既指他们如其他外来务工人员一样从外地流动到大城市,指他们日常生活中为寻生计日复一日地走街串巷时的流动,也指不可见的、通过有意的市场选择在社会中的流动。Inveradi-Ferri从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所描述的北京“城市游牧者”为我们展示了这一群体的特征。

老张:个体层面的“游牧”者

老张是一个44岁的山东汉子,他在九十年代早期孤身来到北京打工来赚钱养活家里的妻儿以及缴纳超生罚款。最初的二十年,他都在建筑工地打工,“赚得不少,但是太累”。所以,前些年,他离开了工地,转行干起了废品回收。白天,老张就在市内收集旧电话、头发、水彩画等废品。到了晚上,他并没有固定的住处,常辗转于北京郊区一圈的若干廉价居所之间,住一晚的费用通常不会超过十元钱。“你总能找到住的地方,只是有时会贵一些。”

“现在我没有‘老板’了,我就是自己的老板。”尽管废品回收是被一定程度污名化的工作,但进入这一职业却让老张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和自我身份的认同。这样一种“自由”的自我认知,也有助于他和同行们,尤其是同行的老乡们建立某种互帮互惠的社会网络。所以到了后来,老张常常和同行的老乡们就近住在一起,斗地主、打牌、喝酒,还可以把收来的废品直接卖到郊县的废品回收站,免去了之前卖给二道贩子的差价损失。虽然他们形成了某种群体,但是在白天业务多变、晚上居无定所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是“流动的”。

“高端”从业者们:群体层面的“游牧”者

与老张和他的老乡们不同,同处于北京废品回收行业的另外一个群体有着另外的面貌,那就是来自河南(尤其是信阳)的废品回收者们。这些人多数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来到了北京从事废品回收,因此到现在基本占据了这个行业的“高端”位置,不需要从事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搜罗废品的“低端”工作。因此,他们已经在郊区(比如东小口)有了自己的相对固定的居住区,里面有若干卖家乡菜的餐馆、有直达河南的大巴车。

在这个社区里,河南话不仅是通用的生意语言,还是每个人都说的生活语言。同时,这一群体也开始有了某些抽象层面的符号化资本的积累,比如,据传外地人北京的废品回收的起始是一个信阳学校的校长,他在上访过程中因为生活费花光了所以开始收卖废品,从而开启了这个行业。这个故事本身真假难以考证,但有助于信阳人在这个行业中树立了某种道德地位。

表面上看,这些人似乎已经“定居”北京,并型塑了北京的这个区域。但是他们实际上依然是某种程度上的“游牧者”。随时可能出现的在产业、土地、城市管理等方向上的调整与变化都驱赶着他们向其他地方迁徙。

在八十年代,他们最初聚集于二里庄,但随后那里由于再开发计划被拆除,于是他们就迁往八家地区。而当后者在新世纪再开发规划中再被拆除后,他们就迁徙到了东小口地区,而后又搬迁了一次。所以,即便是这些处于废品回收产业中“高端”位置的外来人群,依然是不断地在这个城市中迁徙、“游牧”。

城市游牧者:在跨区域人口流动之外的流动性

每一年春运期间火车站前排出的长队景象几乎占据了大众对于“人口流动”的印象 —— 从一个出发地前往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迁徙被认为是受到了宏观经济结构的影响,而其中的个体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注意。他们就像春运长队照片中的人,这些个体的故事和行为能力(agency)常常被忽略。

在本文中,Inveradi-Ferri所描述的被称为“城市游牧者”的人口流动方式则是一种较少被主流关注的对象,但却同样真实地生活在中国的城市中。

这些城市游牧者们通过一系列方式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从正式工转为自主就业、与其他老乡协调、从亲属中寻找新的经济活动。这种手段已经不限于在常规视角下的“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日复一日循环发生的、通过在城市中流动求生的方式。在个体的层面上,Inveradi-Ferri认为老张每天前往不同的街道回收废品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在城市中流动的情况下的求生策略。这些例子展示了在社会中存在的压迫下,劳动阶层适应并反抗这些现状并在常规的生产领域之外另辟蹊径并求生的方式。

但“城市游牧者”并不限于物质层面。正如老张在文中所说,尽管成为一名“城市游牧者”代表着失去相对稳定的建筑工地工作,但是他成为了“自己的老板”。文中一个群体在废品回收领域中树立了他们的“道德地位”。Inveradi-Ferri认为这些现象代表着在经济行为之中,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共有经历、记忆和价值系统,并从中催生了一个社群的集体身份认同。这样特别的集体身份认同则将他们区分于本地群体和他们的老家人。

在传统儒家社会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以及建国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逻辑的影响下,我们多数人,包括政策制定者以及社会管理者们,实际上很难想象这种处于不断移动、迁徙、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以及这样的生活状态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篇论文观察了北京城中的废品回收者们,并提出了“城市游牧者”这样的概念。当中国城市乃至社会治理常关注在常规生产领域的人口和他们的流动时,这些在常规生产领域外的“城市游牧者”们和他们形成的独特认同或许也是一个需要被正视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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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Inverardi-Ferri, C. (2018). Urban nomadism: everyday mobilities of waste recyclers in Beijing. Mobilities,13(6), 910–920. https://doi.org/10.1080/17450101.2018.1504665

特朗普也难以改变的美国外交大战略

图片来源:Flickr/DVIDSHUB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有一个主线为“追求在国际舞台上领导地位”的外交大战略。它由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保持军事优势、构建和维持盟友体系、将其他国家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和市场、防止核武器扩散。七十多年来,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谁是美国总统,这一大战略一直保持稳定,延续至今。

美国为何能维持外交大战略?一些学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实力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单极地位,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然。伯明翰大学国际关系教授Patrick Porter则指出,美国外交大战略得以保持稳定的关键在于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外交政策习惯。另外,美国政府部门、智库研究机构及企业等“圈内人”组成的外交政策精英集团,在影响和推动外交政策习惯形成的同时,也起到防范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的作用。

什么是外交政策习惯?

外交政策习惯是一种路径依赖:政策决策者通过某种固定的逻辑和方式分析、处理问题。“习惯”在决策思路上不同于严格考察成本收益比的因果推论、刻意追求某种规则和范式的意识形态,在决策过程中也有别于传统官僚中政府部门决策的讨价还价、组织和个人利益的驱动。它更多是一种集体性的惯性、先入为主的观念。

外交政策习惯有利有弊。它有利的一面在于,习惯的力量可以形成制度规范,使得外交政策议程制定、政策工具设计更为聚焦,并且防止政策精力被“圈外人”天马行空的幻想分散。但另一方面,政策习惯也是一种自我限制。面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剧烈变化,习惯有时候无法应对实际情况,并且可能会导致监督缺失,产生政策失误。

美国的外交政策习惯从何而来?

研究者认为,美国“领导世界”的习惯根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称霸全球的相对实力和国际地位。二战在摧毁多数欧洲老牌强国的同时,也刺激了美国的工业扩张、加强了国家能力。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度垄断核武器、远程轰炸机等战略武器,美元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些因素确立了美国政策精英重塑国际安全秩序的信心。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全球乱局,也改变了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思维,让当时的美国外交政策精英迫切要求将美国的实力和技术优势转化为美国设计制度下的全球霸权。这一大战略也通过建立北约和马歇尔计划等得以实现。虽然在60年代和70年代,大战略由于越南战争、美国国内的民权经济危机等内外因素暂时受挫,它在里根上台后又强势回归,并延续至今。研究者指出,此外交政策习惯对政策精英圈子有“极大的吸引力”、“远胜过于任何公众意见”。

研究者也说明,外交政策精英们对于大战略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可能存在不同意见,比如人权问题、是否参与多边机制、是否对某个特定事件实行干涉介入。但总体而言,政策精英们希望美国依然能掌控全球秩序的主导权,害怕美国从国际舞台上撤退,反对美国放弃对盟友的义务。他们认为这些会导致国际政治重回阵营对抗、经济停滞的状态,并可能引发更大的灾难。在政策精英们看来,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是唯一的大战略,在这个大前提下才可以有具体的政策辩论。

外交大战略有没有可能被改变?

研究者指出,美国的外交大战略是否会改变,取决于外部环境变化程度是否足以改变现状,以及决策者是否愿意克服国内的重重阻力来做出改变。改变美国外交大战略的典型案例就是尼克松的外交政策。

在美国面临诸多内外挑战的情况下,尼克松下决心减弱美国在其它地区的影响,接受“多极世界”的现实。尼克松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并与苏联缓和关系,将苏联看作后霸权世界一个将长期存在的对手和伙伴。但要做出这一改变,尼克松就得在国际舞台和国内政界都经营权力政治。尼克松通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搞秘密外交,并越过国务院、国会中的传统外交政策精英,将外交安全事务决策集中在一个小圈子里。尼克松下台后,这一做法也就随之终止。

特朗普会不会改变美国外交大战略?

特朗普作为政治“圈外人”闯进白宫,其秉持的“美国优先”理念,对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大战略构成了严峻挑战。对于大战略,特朗普也想改之后快。但事实上,特朗普执政以来,他对于美国外交大战略的继承的一面要超过改变的一面。这既体现于特朗普在对中、俄的强硬姿态,也表现在当特朗普轻举妄动时,外交政策精英们的抵制和反对。后者在叙利亚撤军事件中就可见一斑。

美国的外交大战略及其稳定性也有助于解释和预测中美关系。美国由于追求国际领导地位,自然就将快速崛起的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并全力加以遏制。从这个角度看,中美竞争乃至对抗或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的某种共识,这也将是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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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Patrick Porter, Why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Has Not Changed:Power, Habit, and the U.S.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201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No. 4 (Spring 2018), pp. 9–46, doi:10.1162/ISEC_a_00311